推進依法治理與維護法律權威論文

依法治理是黨委、政府和行政執法部門管理國家事務的基本形式，它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和行政執法機關在行使國家管理職能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執法必公。但是，當前依法治理工作面臨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權代法，以權壓法的現象在一些地方仍然較為嚴重。本文以為，要突破當前依法治理工作面臨的困境，必須在維護法律權威上下功夫。

（一）樹立法律至上的法治觀念

依法治理，法律處在具決定意義的中心地位。要促進全社會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觀念，就必須對影響法治觀念形成的相關因素進行積極的改造和重塑。其一，是培養人們的守法意識。日本法學家川島武宜認為，守法精神的形成關鍵在人要有守法的愿望和動機，而這種愿望和動機又緣于人們對法的信仰，他說，“說這種動機基礎是人格因素的一個部分，絕不等于說他是天生就有的。它不過是通過灌輸（社會學家所謂的社會化）被固定在個性之中的東西，因此，它如果沒有灌輸這種社會性的相互作用過程便得不到產生，而且這種灌輸如果沒有社會的人們期待和要求，這種動機基礎的價值觀也不可能得到實現。它如果在社會中得不到某種程度的普及，近代法就不能在現實中形成社會秩序并維持社會秩序”。[1]柏拉圖在這個問題上也有相同的見解，他說：“以法治國，就是要求包括統治者在內的所有人都絕對地服從法律權威”。他認為以法治國不僅要有法可依，而且更要做到人人自覺守法。可見，普遍的守法觀念不僅是實現法治的前提條件，也是實現依法治理的起碼要求。其二，正確的法律教育至關重要。知法是守法的前提，守法精神是通過教育和灌輸形成的。但僅有法律的普及教育是遠遠不夠的，關鍵要通過正確的法律教育樹立起正確的權利義務觀念，這種守法的精神才能真正確立。因為，權利意識與法治觀念的形成是密切聯系的，權利是法的內核，沒有對權利的要求，就產生不了對法的需求和渴望。權利意識的增強可以導致法治觀念的生長，反之，法治觀念的增長，也必將推動人們權利意識的擴張。因此，普法工作的關鍵不能囿于讓人們知法，更重要地是在于培養人們正確的權利義務觀念，并用這種觀念規范和制約各級黨委政府的行政執法行為，促其依法辦事。唯有如此，普法工作對培養法律至上的精神才是有效的。否則，再大的普法投入也將徒勞。在我國，為了讓人們知法懂法，先后進行了一五、二五、三五普法工作，目前的四五普法又已啟動，但為什么經過了這么多年的普法后，違法行政的現象仍然那么普遍呢？原因就在于此。推進依法治理工作，并非對現有法律的簡單宣傳，而應是對人們守法精神和法治文化的一種塑造過程。換言之，就是要致力于人們守法觀念的形成和對法律的信仰，這也是普法的應有之義。其三，要嚴格依法辦事。法律要真正深入人心，最關鍵的問題是要使法律成為人們的期待。這就必須使法律真正成為規范人們權利義務的有力工具。即當人們的權利受到損害時，法律能夠及時進行補救。因為這種補救功能的實現，必須以嚴格依法辦事、公正執法為前提。公民對法律的信賴一方面決定于法律本身是否能夠反映和實現公民的利益要求，另一方面又決定于國家、政府執行和遵守法律的情況。只有國家和政府對法律本身的尊重、服從與遵守，才能導致公民對法律的信仰，否則將會摧毀公民對法律的信念，甚至走向反面。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守法程度直接關系法律至上觀念的成敗。因為完全缺乏對法律的經驗，人們尚可以相信法律的價值及其作用，保留對法律的企盼；若是一種惡劣的‘政府都不守法’的法律經驗，將會從根本上摧毀關于法律的信念，使人們喪失對法律的信心。法律不能維護人們的合法權利，那么，人們對法律的信念和期待就會消失。因此，要培養法律至上的觀念，最關鍵是黨委政府和行政執法部門要嚴格依法辦事。伯爾曼指出，“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試想，在一個法律只是要求人們盡義務，卻沒有對人們的權利予以有力維護的社會里，人們又怎能形成對法律的信賴呢？川島武宜認為，“法秩序沒有主體者積極自覺的遵守法、維護法的話，法秩序是得不到維持的。如果沒有守法精神，而僅靠權力，是不能得以維持的。”只有法律在社會中得到普遍的遵崇，守法意識才會根深蒂固。這種守法意識不僅是針對民眾的，更是針對作為執法主體的廣大行政執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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