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發展中國家的司法改革-一種國家與社會關系視角下的考察

　　內容提要：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司法改革相比，中國司法改革的特殊性是顯而易見的：前者通常是經濟危機下的產物，而后者則是在經濟高速發展下進行的；前者是在政治多元的平臺上展開的，而后者則尚不完全具有這一基礎平臺。相比之下，經濟繁榮背景下的中國司法改革既有可能因為從容而使其更遠見更加實質，也有可能使其流于形式；而缺乏政治多元的平臺，司法改革就會完全處于政治的主宰之下，這樣由法院發動的改革如果沒有政治和政治家的支持也會形同鏤冰琢雪。而一旦司法改革徒具形式，難以釋解的三權之間的緊張關系將被國家與社會之間更為激烈的沖突所取代。因此，不以消除國家與社會緊張狀態為目的司法改革是不會走遠的，而要消除二者的緊張狀態僅依靠司法自身的改革豈能完成！這恐怕還需要政治體制的變革，需要付出政治性代價，需要政治卓見和智慧。此外，還應當對司法系統內部的利益主體深入研究，要知道發動改革者的利益驅動是復雜的，改革者隨時都有背叛改革的可能。

　　關鍵詞：司法改革，發展中國家，國家與社會

　　當下中國的司法改革基本是沿著法院自身改革和法官素質建設兩條路徑同時鋪展開來的。在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的同時，我們也都已發現法院的改革并非法院所能夠順利進行下去的�？v觀發展中國家，司法改革運動總是同國家與社會、政治與經濟、權力與利益等等因素糾纏在一起。司法制度外部與內部、客觀與主觀的諸多因素仍然使我們的改革面臨著許多必須加以思考和解決的問題，本文力圖從一個更為寬廣的發展中國家的視角，沿著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路徑，對影響和可能影響司法改革的諸多因素予以考察，來探討司法改革的動因、司法改革的政治推動力、司法改革的受益主體等問題。

　　一 司法改革的動因

　　近代西方關于權力分立或司法權問題的思想通常是從政治民主的意義上展開論述并設計方案的。它們基本上只從單一的政治民主視角來論述司法權、司法體制等問題。而現代社會中，這一點恐怕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人們意識到司法制度與經濟增長、經濟危機、社會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等之間的關系。

　　自1993年道格拉斯？諾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制度創新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倍受關注，司法制度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的學術論著陡然增多。這極大地推動了全球司法改革運動，其中以拉丁美洲的司法改革所受的影響為最早最大。1993年在中美洲發展銀行會議上，世界銀行副總裁依布拉希姆？沙哈塔（Ibrahim Shihata）宣稱：“在拉丁美洲，人們對法律和司法與經濟持久發展的重要性和相關性的認識得到提高�！薄袄�丁美洲和加勒比司法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推動經濟發展�！盵1]1994年，墨西哥總統塞迪略任職期間，開始推行司法改革，其目的是以此振興墨西哥經濟。《華爾街雜志》對此這樣評價：“墨西哥是通過政治和司法改革而不是依靠嚴格的經濟政策來振興其經濟的�！盵2]就市場經濟與司法改革的關系看，很顯然，一個獨立的不偏不倚的司法意味著法律的確定性和可預見性，意味著投資者信心的增加，意味著財產權得到保護和契約得到履行，也意味著交易費用的降低。

　　司法改革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的這些學理論證已漸成共識，但事實上司法改革的直接誘因卻通常來自經濟危機。在發展中國家，無論是法律人還是政治家，他們往往在直面經濟危機時，才呈現出高漲的司法改革熱情。20世紀80年代，拉美地區市場走勢低迷，經濟發展遲緩，經濟學界將這十年稱為“失去的十年”。及至90年代，出于振興經濟的目的，拉美的司法改革在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魯、墨西哥、厄瓜多爾、哥斯達黎加、委內瑞拉等幾乎所有主要國家展開。在東南亞，特別是印度尼西亞的司法改革則是在1998年金融風暴之后迅速推行起來的。即使當下日本的司法改革，也是在其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經濟“失去的十年”之后不得已的選擇，而2001年俄國所啟動的司法改革則自然更是出于經濟復蘇的考慮。與此相比，當下中國的司法改革是在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的背景下進行的，因此其改革少了些緊迫，多了些從容。緊迫少了，可能會使司法改革更細致更富遠見更加實質，當然也不能排除使其流于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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