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觀念與中華法制論文

摘要：俠觀念是中國歷史上存在的時間很長的一種現象，它的存在與法制有一種悖論，俠的出現與存在，是符合法制的內在要求的，并且俠的觀念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制的衰落的情況下，來自民間的對法秩序的呼喚，法制與俠義有著內在的一致性，俠的本質是信用和正義，法制的本質也是這種要求。同時俠和法制存在一定的沖突，法制的公平正義，與俠的情感因素產生了摩擦和碰撞，本文就這些內容展開討論。

在中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從戰爭紛紛的春秋戰國到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的晚清，中華大地上都存在著一批慷慨悲歌之士。他們有絕倫的武藝，他們有信用和義氣，他們舍己為人，他們救人于危難，這些人，就是俠。

俠，在中國每個朝代都存在，尤其是在春秋戰國時代表現的更明顯。春秋戰國的二百四五十年中，是天翻地覆的動亂年代，舊的社會制度在瓦解，新的社會制度在萌生，王室隆替，大國爭霸，世族盛衰，戰爭頻繁激烈，政局變化多端，民無依托。在這種動蕩的大環境中，俠是大量涌現，其中有布衣之俠，有鄉曲之俠，有閭巷之俠。在中國歷史上至今流傳的荊軻等四大刺客，就是這個年代的產物。經過秦的大一統和二世而亡，中國從比較安定的環境中進入了大動蕩的時期，此刻農民戰爭風起云涌，揭竿而起，斬木為旗，在這樣的動亂的年代，俠又大量的涌現，這種俠風一直持續到漢武帝時期。在史書中記載張良收買刺客刺殺秦始皇等一些事跡，還有如漢初的朱家，田仲，王公劇孟等人。漢武帝之前，游俠事跡見于史書，在《史記》中就有《游俠列傳》。但是在漢武帝時期，封建正統思想的逐漸形成，隨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行，在政治上的推恩令的頒布，在逐漸縮小諸侯國的勢力范圍，在經濟上采取了重視農業，恢復發展生產的政策，在對外上北擊匈奴，大一統的格局逐漸形成了，在這種環境下，俠被逐漸鎮壓，禁止，很明顯的是漢武帝誅殺了當時的大俠郭解。東漢以后，科舉的實行，人們只知道功名，更恥于與俠為伍。在唐朝時期，國力強盛，思想上兼收并蓄，人們的思想開放，俠在這個朝代是多少有立足的，也是被李白等詩人在贊頌的。但是，無論如何，俠的行為有礙于統治，俠的事跡少見于官方史籍，很明顯的在《漢書》中，班固就沒有向司馬遷那樣提及俠的事跡。其實，在民間，俠是時候存在的，在漢代以后的朝代中，甚至在晚清，這種劫富濟貧，救人危難的俠始終沒有消滅，如清末的大刀王五，杜心武等。正是由于俠的長期存在，使俠義觀念在中國產生并發展流傳，影響著世人，在封建社會中的復仇的人，許多是俠所為。在近代，港臺的武俠小說，也是這種傳統思想在現代的反映，在著名的武俠小說的作者金庸的〈〈射雕英雄傳〉〉中，很形象的寫出了中國古代俠的風格和形象，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俠觀念的核心，是正義和信用。當然這種正義是基于社會和當時的歷史的條件限制下的，是俠士們根據自己的價值觀進行斷定的結果和認識。司馬遷在《游俠列傳》中寫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心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這些話都很客觀的評價了俠的為人和行為。

俠觀念的產生和發展，是與中國當時的社會狀況有著密切的聯系的。在太平盛世，農民保持著再生產的能力，有著穩定的生產和居住地，統治者也對地方和中央的官僚有很強的控制力，游俠在這樣的環境中是很少的，如貞觀年間，康熙年間。即使在漢代的文景時期，俠雖然存在，但是受到很大的制約，并且有景帝誅俠的行為。而在朝綱紊亂，政治腐敗，秩序無法控制的時候，俠便大量出現。因此，在以人治為傳統的封建中國，社會法制狀況與俠的狀況密切相關。社會越黑暗，法制越不完善，有令不行，游俠就越多。歸根到底，游俠的出現與發展，是與中國歷代人治的消極作用的影響下，不重視發揮法制作用的結果。在一元集權的權力結構下，權力高于法律的統治歷代王朝的統治者都十分注重權術，權與法的這一矛盾很明顯。權力的變數和超常增大，形成了權大于法的政治狀態，權治而非法治，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特別的產物，權治而非法治，必然造成重權輕法，輕法必然越軌。在統治者的越軌過程中，侵犯了人民和其他階層的利益，必然遭到民間或者統治階級內部的人的反對，俠就是這種人的代言人和代表。

更深一步講，俠"之出現，是作為對于社會中普遍不公正的一種補償和對抗物。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每當社會在財產上、政治上、法律上出現嚴重廣泛的不公正，而且這種不公正，又不能以正常法律、倫理或其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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