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自主退庭法律后果論-從刑事訴權理論之視角

一、問題的提出

    事例一：某市一起刑事傷害案件中,公訴人與被害人之代理人就如何確定被告人行為的性質產生爭議.檢察機關指控被告人的行為屬于防衛(wèi)過當,而被害人之代理人則認為被告人的行為構成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庭審過程中，公訴人與被害人代理人意見產生強烈沖突,公訴人請求審判長阻止代理人對案件性質發(fā)表意見未被采納，遂未經審判長許可憤然離庭,導致全場一片嘩然，審判無法進行。

    事例二：某市檢察院一起自偵案件,公訴人指控被告人犯有貪污罪。庭審中,公訴人的舉證遇到了辯護人強有力的抗辯,坐在旁聽席上的檢察院起訴處處長不停的給公訴人遞紙條,遭到辯方的抗議后, 起訴處處長一怒之下,要求公訴人中途退庭,公訴人隨即離開法庭，審判長隨機應變，宣布休庭。

    檢察官作為公訴權的行使者,代表國家行使刑事案件的追訴權,以認為經過偵查、已經查明的犯罪事實為理由,對被告主張刑罰權,請求法院審判,從而維護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自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正式實施以來,中國的刑事審判方式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庭審程序吸收了英美對抗式訴訟制度的一些要素,使得法庭審判中控辯雙方的對抗程度大大增強,而主審法官在法庭調查方面的主導性則大為降低。面對審判方式的變化,檢察官的訴訟角色也需要改變,在原來的審判方式中,檢察官幾乎普遍有一種心理:在提起公訴并將全案卷宗移送法院后,調查證據,查清事實真相的責任更多的被法官包攬。但是新的審判程序要求公訴人承擔提出證據、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同時調查職能的削弱也導致法官一般不再與辯方處于直接對立的狀態(tài),檢察官不得不直接面對辯護方的抗衡,控辯雙方在法庭上的激烈對抗和爭辯不可避免。而刑事訴訟法有關指控證據不足,被告人罪名不能成立時按無罪處理的規(guī)定,又使得檢察官在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時,必然要承擔敗訴的風險。正因為如此，一旦檢察官庭審前準備不夠充分，其在法庭上控訴證據的漏洞和破綻就會遭到辯方有力的詰問和質疑，從而陷入被動的境地。而當即將面臨指控失敗的法律后果時，公訴人就會感到強大的壓力，進而導致出現(xiàn)一些過激甚至違規(guī)、違法的行為。上文所提到的兩個案例是筆者在法律實務工作中的親歷，檢察官在庭審過程中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首先是對法庭尊嚴的極大蔑視，進而也無疑會損害檢察機關作為國家公訴機關的司法威信，但此僅僅是問題顯現(xiàn)的表層。從更深刻的法律層面看，公訴人擅自退庭，是屬于檢察官職業(yè)違紀應當導致行業(yè)處罰？還是屬于公訴人訴訟違紀應當導致司法處罰？還是屬于檢察官不當行使自由裁量權而導致控訴職能的放棄？對于該種行為的性質應當如何認定乃至能引發(fā)何種法律后果，筆者擬從公訴人訴訟地位以及刑事訴權理論的視角發(fā)表一家之言，與學界同仁商榷。

    二、公訴人的性質和訴訟地位

    “決定起訴一個人是一項嚴重的步驟，公正而有效的控訴對于維護法律和秩序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在一件輕微的刑事案件中，控訴對于所有的訴訟參與人－被害人、證人和被告人來說都是意義重大的。”2檢察官在刑事審判中代表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控訴的提起不僅把國家追究犯罪，實施實體法的活動納入到訴訟的軌道，使這種追究過程采取訴訟的形式，而且對參與其中的訴訟參與人特別是當事人利益產生重大的影響。

    現(xiàn)代各國的檢察制度盡管有所不同，但檢察機關的雙重性質卻得到各國的普遍承認：它既是行政機關又具有司法機關的性質。檢察機關的組織體系一般是按照行政機關的模式建立起來的，它按照“檢察一體”原則進行活動，每個檢察官在執(zhí)行其職能方面必須尊重和服從其主管首長和上級機關的指導和命令，全國檢察機關作為一個整體則必須服從最高檢察部門甚至檢察總長的命令和指揮。法國刑事訴訟理論認為，檢察機關的司法官――至少是屬于同一檢察院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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