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向法治秩序與基本人權體系

　　當代國際人權法和各國憲法都有關于基本權利的規定。其中，不同的分類方法和規定方式體現出不同的基本權利體系理論和思想。基本權利體系論在國外已逐漸成為憲法學者和政治學者所關注的新的研究課題。基本權利體系論之所以重要，因為它反映出對法治秩序的性質、內容和結構的基本看法以及在憲法學和其他部門法學重大問題上的根本立場。在我國，學界雖然已認識到法治國的重要性和基本權利體系的存在，但對基本權利體系與法治關系的理論研究尚屬薄弱環節。本文旨在根據傳統仁學的基本思路，并在轉換和改造的基礎上提出雙向法治秩序的基本權利體系論，[1]為實現法治國提供理論參考。

　　在個人與公權的關系問題上，傳統仁學提供的基本思路是雙向服從秩序。一方面是下服從上，民服從官；另一方面是上服從下，官服從民。就下服從上、民服從官而言，這是政治法治秩序的基本需要。缺少一定的政治層級以及層級間的服從關系，政治法治秩序就不可能建立。就上服從下、官服從民而言，這是維護正當的政治統治目的而不可或缺的。傳統仁學在雙向秩序方面都提出了相應的主張和措施。在正向秩序方面，從天、天子、諸侯一直到士大夫和平民百姓的金字塔式的服從關系是由禮與法來維系的。禮和法的規范是歷史形成的，在本質上有利于維護統治集團的統治地位。在反向秩序方面，傳統仁學將處于金字塔最底層的國民的意志等同于金字塔最高級的天的意志。民意即天意，民志為天志。反向秩序表現為民為重，君為輕；民為本，國為末。民重君輕和民本國末思想要求統治者和政府推行仁政，順從民意，滿足民愿，服從民志。反向秩序的服從關系主要是由仁與義來維系的。仁和義是抽象的價值規范，其意義在于防止暴政暴君的出現。國民批評和反對政府及其執政者的言論自由；士大夫遠離暴政暴君的離國自由；誅暴君和反暴政的暴君放伐論；國人皆曰的民主程序論；選賢任能的賢人政治論等；所有這些構成傳統儒家所主張的反向秩序的內容。

　　盡管傳統仁學在反向秩序方面提出了一些主張和措施，但同正向秩序相比反向秩序仍然缺少足夠的制度作保障。禮和法的龐大內容主要是用來維持正向秩序的。反向秩序依靠的是仁和義的道德規范力量。此種力量與其說在于防止暴政暴君的出現，不如說在于反抗已出現的暴政暴君。在反向秩序的維持方面，傳統仁學沒有提出足夠的預防性措施。如何預防政府及其執政者違背民意，推行暴政，這個問題在傳統仁學中沒有解決好。由于反向秩序弱，正向秩序強，傳統仁學的雙向秩序論在實踐中容易變成更有利于維護正向秩序，甚至導致僅有單向服從的專制主義。法治秩序應當是雙向服從秩序，缺一不可，偏強偏弱也不可。

　　新仁學研究應當繼承傳統仁學的雙向秩序論的基本思路，克服其中反向秩序弱的缺點，在對雙向秩序內容進行改造和重鑄的基礎上，形成雙向法治秩序平衡論。在傳統仁學中反向秩序之所以脆弱，原因之一在于沒有將保障個人的基本權利當作立國建制的根本目標。傳統仁學雖然提出了民本官末和人本國末的主張，但未將此主張具體化為基本權利體系和制度。因此，應當沿著傳統仁學的民本官末和人本國末的思路，重新認識個人與國家、國民與政府的關系，重構個人在國家法治秩序中的地位。本末關系是個人與國家的根本關系。個人之所以需要加入某個政治法律共同體，目的是為了使個人的自由和權利能夠得到實現。國家的宗旨不是限制和剝奪個人的自由權利，而是保障和實現個人的自由權利。個人由自然人成為國民，并沒有放棄其人格尊嚴和良心自由等自然權利。仁愛和平等的原則應當成為國家的根本原則。在國家生活中，每一個國民都應當得到平等的保護，享有同其他國民平等的自由權利。國家應當增進和維護國民之間的仁愛和平等，而不應當制造敵意和歧視。[2]仁愛和平等原則要求國家權力必須充分尊重個人。主張個人為本，國家為末，也就是主張國家的宗旨和目的要有利于實現仁愛平等和尊重個人。個人為本國家為末的本末關系要求國家推行仁政，使政府權力受到應有限制。仁政應當成為國家統治行為的最高準則。仁政就是有利于保障和實現博愛、平等和自由的政治。一切不利于保障和實現博愛、平等和自由的政治行為和措施都是背離仁政原則的表現。實現仁政，反對暴政，這是傳統仁學的一貫主張。個人為本國家為末的本末關系表現為國家權力必須服務于實現和保障個人的博愛權、平等權和自由權。如果一個國家推行暴政，違背博愛和平等的原則，肆意侵害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