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查目的評論-兼論我國偵查程序改革(上)

　　從原理上講，一項制度設計在客觀上的運作效果往往與其主觀上的目標設定密切相關，制度設計的目的制約甚至決定著制度的架構及其實踐效果。客觀地說，自96年刑事訴訟法修訂以來，現行刑事偵查制度在設計和運作中的一些缺陷和弊端已經充分暴露出來，而認真分析這些結構性缺陷產生的深層原因，可以上溯到我國立法和理論界普遍認同的偵查目的觀。正是相對封閉、落后的偵查目的觀導致了我國現行刑事偵查制度在結構上的致命缺陷。那么，反過來說，要發展、完善我國的刑事偵查制度就必須首先從偵查目的觀的變革和轉型著手。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構建一種科學、合理的偵查目的理論就是非常現實和必要的工作。

　　一、評介：三種偵查目的觀

　　在一般意義上，目的，是指想要達到的境地或想要得到的結果。從現象上看，偵查機關啟動偵查程序、進行偵查活動，無非是想要查明案情、收集證據以及查獲犯罪人。因此，查明案情、收集證據和查獲犯罪人可以說就是國家設立和啟動偵查程序想要實現的結果或所欲達致的目標，也可以說就是偵查的目的。但是，這只是在偵查程序系統內考察的結果，更進一步說，從系統整體的角度著眼，偵查畢竟首先是作為刑事訴訟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存在和發揮作用的，因此，偵查目的的設定不能不認真考量偵查程序與刑事訴訟其他子系統，尤其是與后續的起訴和審判程序的關系。我們不能完全脫離偵查程序與起訴和審判程序的關系來單獨評價偵查的目的，相反，偵查的目的只能通過偵查與起訴、審判程序的關系來體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偵查的目的就是指偵查階段查明案情、收集證據和查獲犯罪人等活動對于后續的起訴和審判程序的意義。

　　從理論譜系來看，由于對偵查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不同的認識，關于偵查目的，前后相繼發展出了三種具有代表性的觀念形態，即：審判準備觀，公訴準備觀以及偵查獨立觀。

　　（ 一）審判準備觀。該觀點主張，偵查程序的設計和運作應當是以服務審判為目的的，也就是說偵查階段查明案情、收集證據和查獲犯罪人是直接為法官審判案件作準備，因此稱之為審判準備觀。審判準備觀的理論特點在于強調偵查對于審判的準備性或預備性，要求審判結論直接建立在審查結論之上，從而使偵查對審判具有強大的影響力甚至是決定力。盡管在理論上審判準備觀提出的時間較晚，[1]但是，其內容在訴訟史上卻是由來已久，封建糾問式訴訟結構下的偵查目的觀就是審判準備說的實踐形態。糾問式訴訟程序（procédure de type inquisitoire）的這一名稱就取自訴訟的“開始手續”-偵查與訊問（enquête，inquisitio）。而之所以以這一“開始手續”為此命名，正是因為這一“開始手續”對其后訴訟的進展起著支配作用并且將對訴訟的結果產生重大影響。[2]在奴隸制控訴式訴訟中，基本上沒有預審階段，而在糾問式訴訟程序中，預審階段有所發展，并且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在糾問式訴訟中，進行預審占去了大部分時間，而法庭開庭審理僅僅是必要履行的手續，旨在作出最后陳述并從中得出結論。“糾問式訴訟則是在秘密進行的預審階段開展‘調查’，進行調查的過程都要仔細地作成書面紀錄，調查的目的旨在為裁判決定提供根本基礎。”[1]因此，庭審前的偵查和預審階段對于訴訟的結局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庭審則成為“走過場”的形式。

　　審判準備觀的理論基礎是線性訴訟結構觀，即將刑事訴訟理解為一個由偵查經起訴到審判、流水作業的工序，而審判由于正位于這一套工序的終端，成為所有前期工序包括偵查的最終目的，偵查階段查明案情、收集證據和查獲犯罪人，最終目的都是移送法院、請求法官的終局裁判，因此，偵查的目的被視為是為訴訟的最終產品-判決作準備的。從原理上講，觀念和制度之間存在著互動，一種觀念或理論的形成總是以特定的制度結構為背景的。從理論形成的制度背景來看，線性訴訟觀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審判準備觀的形成寄生于封建糾問式訴訟結構。封建糾問式訴訟結構是一種典型的線性結構，在糾問式訴訟結構下，“任何法官都是檢察官”，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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