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經濟的實證與比較分析（下）
3.強化法院職權
1906年，羅斯·龐德對普通法訴訟程序的批判， 悄然拉開了20世紀程序改革的序幕。不論是大陸法國家，還是普通法國家，司法改革皆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即對訴訟進程的司法控制不斷強化，法官職權呈擴張趨勢。回首20世紀的司法改革進程，可以發(fā)現(xiàn)，強化法官職權作為重大改革方向清晰可鑒；展望新世紀的司法改革，合理加強法院對訴訟程序的控制，也是一個必須嘗試的改革突破口。司法改革已確及深層次的訴訟模式、程序哲學及法律文化變革問題，自由主義風尚無法解決現(xiàn)實問題，純粹的當事人主義模式不可能自發(fā)地保障接近正義，卻與訴訟遲延、費用高昂、訴訟結果的不確定等弊病脫不了干系。接近司法的手段歷史地演變?yōu)榉ㄔ撼绦蚬芾頇嗟膹娀@反映在近年來管理型司法的興起。美國率先推行管理型法官制度，特別是針對復雜訴訟及消費者權益糾紛、人權案件、反托拉斯訴訟等。英國、澳大利亞等國紛紛邁向反叛傳統(tǒng)對抗制訴訟文化的司法控制之路，措施激進，加大對審前等程序的管理，甚至開始放棄言詞主義原則，法官可事先查閱書面資料。有人提出，民事訴訟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大大變革對抗制的道德”，強調各方當事人和律師之間的“合作、公正和對事實的尊重”。 澳大利亞昆士蘭上訴法院戴維斯法官也主張，為縮減訴訟成本、消除訴訟遲延，“律師和法官應接受一種全新的司法爭端解決理念，當事人之間要多一些坦誠，少一些對抗，考慮訴訟成本、他人權利和公共利益等相關因素。” 直到“鼓勵現(xiàn)有的司法干預激進地變革，向法院職權主義模式轉化”。 當然，職權主義也并非最佳選擇，法官審判并不是上帝的審判，法官的“父愛”情結對發(fā)現(xiàn)真實、接近正義也是作為障礙而存在。因此，程序法既不應堅持古老的自由放任主義模式，也不是簡單地向職權主義回歸，而要力圖達到當事人個人主動性與法官適當程度控制之間的衡平。
有人認為，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容易造成訴訟拖延，訴訟成本也相對較高。程序經濟是否與民事訴訟模式相關？還是僅與不同國家的程序制度安排相關呢？荷蘭民事訴訟法以法國為藍本，但在實踐中的運行更能符合公眾需要，盡管希臘民事訴訟制度幾乎是德國的翻版，其運作結果卻相差甚遠。 故制度本身及不同的適用環(huán)境即本土資源之間的鴻溝與融合，才更是問題的關鍵。許多人認為，大陸法國家的民事訴訟模式從整體而言屬法院職權主義，而普通法國家為對抗制。 國外也存在此種偏見，事實上這一觀點在理論上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兩大法系的民事訴訟基本上都奉行當事人主義。 大陸法國家的民事訴訟多采取處分主義與辯論主義原則，程序進行由當事人主導。法官雖有一定職權，但當事人仍有無數(shù)機會依法拖延訴訟，使程序復雜化。普通法國家雖然實行當事人主義，但法官擁有的程序引導權甚至在很多方面超過了大陸法系的法官。故民事訴訟模式與程序經濟沒有正比關聯(lián)。
多數(shù)大陸法國家也強化了法院對訴訟進程的司法控制，如奧地利、法國、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甚至日本和德國。奧地利1895年《民事訴訟法典》最早突出對法官職權的強化，如規(guī)定法官與當事人直接“言詞”接觸，律師僅協(xié)助但并不取代當事人，審判權多體現(xiàn)為自由裁量權，雖未經常運用，但運用時限制也并不嚴格。該法典施行后，程序經濟目標基本實現(xiàn)。法國多年來嘗試擴大法官控制和加速程序之權力，1958、1965和1967年分別取得一定成果，1969年成立民事訴訟法改革委員會，1976年實施新《民事訴訟法典》。該法典大力簡化訴訟程序，取消不必要的復雜程序，盡可能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強調程序適用的彈性，以便個案的審理時間與其需要相適應。當事人自主受到一定限制，法官權力開始擴大，如控制訴訟程序的進行、責令進行調查、要求提交書證，乃至考慮當事人主張以外其他事項之權力等，并力圖促進法官與當事人的合作。1997年生效的葡萄牙新《民事訴訟法典》確立了訴訟經濟和訴訟合作原則，改變當事人與法院的傳統(tǒng)關系，法官為促進客觀真實的發(fā)現(xiàn)，有責任糾正當事人的過失行為。不過，葡萄牙法官對司法改革有抵觸情緒，因為法官職權的強化大大加重了其工作負擔，增加了其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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