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一種法律的社會理論（第五章）

　　作為一套理性化的規則體系，法律只能規范人的外部行為。但是，每一個人都是有著獨特意志和思想的存在，其行為必定有著精神上的根源。因此，法律必定與規范人類內心的倫理和宗教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在馬克斯。韋伯研究社會規則的理論體系中，對宗教的研究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韋伯的“宗教社會學”與他的“法律社會學”之間更有著某種“有擇親和性”（elective affinity），[1]兩者對于闡釋西方社會的獨特性都是不可或缺的。

　　1905年4月2日，在寫給李凱爾特（Rickert）的一封信中，韋伯提到他研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之間關系的設想：

　　在六月或七月間，你將會收到一篇關于文化史研究的論文，其論述主旨將會吸引你：基督新教的禁欲主義作為現代職業文明的基礎，這是對現代經濟的某種“精神決定論的”（spiritualistic）理論建構。[2]

　　這里所指的論文就是于1904年和1905年分兩次發表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篇著名的論文拉開了韋伯規模龐大的宗教社會學研究的序幕。這項研究一直持續到1919年，占據了韋伯學術生涯頂峰時代的大部分時間。在韋伯去世之后，他關于宗教社會學的研究成果被輯為《宗教社會學論文集》出版，[3]這些論著至今仍是研究宗教與社會之間互動關系的重要參考文獻。

　　韋伯整個宗教社會學研究的目的，在于通過對東西方各大宗教的對比研究，來突出展示基督教文明的特性及其與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關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集中探討了理性資本主義如何在西方基督教世界興起的論題。韋伯在這里力圖論證：人類的精神世界并非總是物質環境的反映，它可以成為引發社會經濟變遷的真正獨立而又自發的動力。具體地說，西方民族在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對于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重大的促進作用。韋伯認為，新教倫理不僅和資本主義精神有著一種內在的親和力，而且是導致資本主義制度形成的一個活躍的、決定的力量。韋伯以新教中加爾文派的教義為范例來說明這個問題。加爾文派信奉上帝預選說，認為人的生死是由上帝永恒的天命所決定的，“按照上帝的旨意，為了體現上帝的榮耀，一部分人與天使被預先賜予永恒的生命，另一部分則預先注定了永恒的死亡。”[4]因此，加爾文教徒為了避免遭到上帝的懲罰，爭取獲救，便開始無休止地進行勞作和有條有理地進行俗世活動。這種建立在“天職”基礎上的合理的經濟行為，導致了物質財富的大量積累，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產生創造了必要的物質條件。此外，加爾文教徒的天職概念，還造就了一種與眾不同的“勞動精神”。韋伯指出，傳統型的工人，他們的勞作只限于為掙到“習慣工資”所必須的長度。而信奉加爾文教的工人，由于渴望獲得救贖，把勞動視為一種天職，為了雇主的利益傾出自己的全力，來確立受到神寵的證據。或許，資本家從他的勞動中榨取的剩余價值越多，他在適當程度上完成其天職的標記就越清晰。總之，新教倫理創造出了勤勉敬業的資本家，使他們安于節儉的生活，而把已有的財富用于創造更多的財富，從而以塵世上的成功來證明自己屬于“蒙主恩召”的那一類人；同時，它又創造出了清醒、謹慎而又循規蹈矩的工人，來取代傳統社會中行動遲緩的和無精打采的勞動階級，從而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提供了一支充滿精神力量的勞動大軍。總之，新教倫理導致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發生和發展。

　　這種觀點在韋伯后期的宗教社會學研究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從宗教對人類行為的導向（orientation）著眼，韋伯逐漸揭示出宗教在社會規范體系中的作用，并闡明了西方宗教的理性化過程以及宗教理性化與法律理性化乃至整個西方社會理性化之間關系。

　　第一節　作為一種社會規范的宗教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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