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明確性與“寬大原則”

　　法律是要大家遵守的，當應淺其語，明其意，忌文深意晦。否則，既有損規則的尊嚴，又會影響甚至損害他人的命運。詞義不明的法條雖然公布，但等于沒有告知民眾。萬一出現這種情況怎么辦？那就應該采取美國法律中所謂的“寬大原則”，即在刑事法條涵義不明的時候，本著對被告有利的宗旨去解釋規則。

　　250年前，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就告誡立法者，法律不要精微玄奧，它是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們制定的，并非一種“邏輯學的藝術”，而是像一個家庭父親般的簡單平易的推理。例如，火諾利烏斯的法律：把一個脫離奴籍的人當做農奴買入或有意使他憂慮不安的人，處死刑。該法就不應該使用像“憂慮不安”這樣一種含糊籠統的措辭，因為一個人的憂慮不安，完全要看此公的敏感性程度而定。面對這般相對模糊的字眼，法官心里會好不煩惱：“這到底說的是什么意思？”恨不能當時就把制定規則的人找來問個明白。

　　遇到此類案子，法官應根據什么精神具體裁斷，孟德斯鳩并沒有詳說。而且，理上講得再清，也不一定能解決實際問題。現舉個真實的例子。

　　上個世紀70年代初期，美國佛羅里達州杰克森維爾市仍然有一條禁止游蕩法規，限制在該市活動的人包括：流民和流浪者、四處乞討的行為放蕩之人、一般賭徒、一般酗酒者、一般夜行人、無合法目的或目標四處游蕩之人、慣常游手好閑之人、有工作能力但慣常依賴妻子或未成年子女生活之人……。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瞅出，此“游蕩者”的定義太泛，幾乎無所不包。警方根據這條法規，將同車在市里活動的兩名白人女子和兩名黑人男子逮捕。此4人不服，官司一路打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游蕩法規違憲為名撤銷下級法院不利的判決，給原告洗刷了罪名。這就是著名的1972年“帕帕克里斯多訴杰克森維爾案”。

　　聯邦最高法院在判決書中指出，杰市的市政法規與美國憲法的正當程序條款相抵觸。正當程序條款見諸于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管轄聯邦政府的行為）和第十四修正案（管轄州政府的行為），規定政府剝奪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必須依照法定正當程序。憲法條款需要判例加以解釋。有關法定正當程序條款的判例，一般要求要制定明確的規則或類似的條文，禁止政府以類推比附的技巧或訂定標準、提示要素等非規則性質的立法，剝奪人民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憲法判例上，有一個“因意旨含混故屬無效原則”，就是指政府如果要限制人民的私人行為，所憑借的法律依據必須是意旨明白、清晰無誤的規則，否則政府等于可以毫無顧及地仰仗不受拘束的裁量權去為所欲為。

　　帕帕克里斯多案的判決，正是以“意旨含混故屬無效”為原則，宣布杰市禁止游蕩法違憲。法官認為，一般人無從得知杰市有這樣一種法規，而且即使知道也無法從定義過廣的條款中清楚地辨明法規的意旨。再進一步說，這種游蕩行為按現代標準根本當屬無罪。在這份由道格拉斯大法官主筆的判詞里，他以特有的個人風格寫下如此罕見的句子：四處游蕩是詩人惠特曼（美國著名詩人，著有《草葉集》）所謳歌的行為，……素來是怡情的人生小品，如何能以此入人于罪？判決書中指出，游蕩法的規定不能明確而公允地讓人知道哪種行為屬于違法，它使得警方可以借此而任意對不受歡迎的人進行逮捕，違反了法治所保障的平等正義精神，應屬違憲無疑。判決書還引用了一篇法學評論文章，強調阿爾及利亞、東歐及非洲國家都已經拋棄了在刑事法上進行類推比附、罪刑擅斷等自由度過大的做法。顯然，最高法院認為刑事罪上的類推和枉斷嚴重違反了法定正當程序的精神。

　　一般說來，法律規則的不明確大抵由兩種因素形成：一是語言的模糊性和對后果缺乏預見性。世界上可能沒有一個國家的刑事法在文字上是無可挑剔的；二是制定法律的人有意用語義晦澀的規則給官員執行法律時留下進退自如的空間，想法子在法律中摻進強者欺負弱者的“任性”。對于前者，人們自會體諒，因為這是水平問題，可拿“誰都有局限”來寬慰一番，頂多下次多尋思尋思。可之于后者，那可要謹防，因為這是“心術不正”，得有“絕招”去應對。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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