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結合的論文

　　自從司馬遷以來，中國的史學家專以中國的歷史為其工作范圍。即使《史記》有《匈奴列傳》、《西南夷列傳》諸傳，臚述涉外事情，而中國以外的歷史，仍只是在“邊裔”的范圍之內，從中國中心的立場，記載其“叛”、“服”與“盛衰”。

　　直到近世，中國史學界的工作，也仍舊把中國史與世界史，分為兩個領域，互相之間并無貫穿結合。倒是上兩世代的梁任公先生，曾有志于結合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他的工作，并未問世，然而在一篇序論中，他提出了將中國歷史分為三個段落。第一段是

　　先秦至秦漢，屬于中國內部發展，最后充滿了整個中國，所謂“中國的中國”；第二段是中國與亞洲四鄰交往與爭衡的時代，例如佛教的傳人，及中國對外擴張，或異族入主中原，這是“亞洲的中國”；第三段是“世界的中國”，則是近代的中國歷史。他的分期年代，有可以討論的余地，但我們不能不欽服他的廣闊視野。

　　今天，世界各處都聲息相通，動靜相關，中國既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不能無視于中國的過去。今日世界各處，唯西歐與美國馬首是瞻。西歐編制其歷史的線索，在別處都借來

　　編制世界史；上古、中古、近代的三段分期，已為大家廣泛采用，而且習焉不察。以為這是普遍可用的分期模式。另一方面，馬克思由西歐歷史歸納得來的分期模式，又經斯大林的推

　　動，成為通行的五段分期：原始公社、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五個段落。中國大陸的史學界，至今仍深受其影響。這一套演化理論，如果僵化地解釋，史學的工作將過分強調一個國家(或一個文化圈)內部的變化，而忽略這一個單位的范圍會有改變，也忽略這一個單位與其他單位之間的交互影響。不幸這四十年來，中國史學界正是犯了如此的病癥。

　　海外與在臺灣的史學界，可以不受教條的影響。然而，海外的史學同人，無論是非華裔，都難免因為“地區研究”的約束，被圈在中國歷史的范圍內，不能“越界筑路”。臺灣的史學同人，也長期承受中國史學師弟相承傳統，以及“中國中心”觀念的雙重影響，專務發展自己的專長，不愿涉足域外的歷史。甚至本是治外國史的同仁，返臺之后，因為資料匱缺，獨學無侶，也不免改轍，又回到中國史研究的園地。

　　今日的情勢，逼人而來，港、臺均已走向國際化的方向，不能再遺世而自囿于中國的范圍內；大陸也正在急劇轉變中，其沿海地區的生活，也已卷入世界脈動。我在海外工作，也在港臺教過學生，痛感中國史與世界其他文化歷史之間，藩籬之嚴，已使我們難以從人類各處的過去，歸納更有意義的共同經驗。為此，不揣淺薄，冒然嘗試設計一些思考的模式，以祈在中外之間，找出幾條貫通的主題。

　　第一項主題是族群變動。我們先須尋索超越文化圈或民族與國家區別的因素。氣候是一項因素。地理學家經常注意大地區氣候的變化歷史，人類學家與考古學家也經常注意這種長程大氣候，并經常如此解釋族群移動的現象。另一類跨區的因素是疾病。瘟疫的擴散，本來不是“邊關”與“國界”可以防堵。一場大瘟疫，不僅影響的地域廣袤，其延續的時間也

　　往往相當長久。瘟疫對人類人口的影響，各處人類歷史，都注意及之。歐洲歷史上的黑死病、美洲原居民遭遇的天花、中國在清代嘉道之間的鼠疫……無不是歷史上著名的事件。一地

　　人口減少，別處人口即會移人，因此引發族群的變動。但是如何將氣候與疾病對于人類的影響，作一番超越區域的討論，則尚未充分地引人中國歷史的研究。

　　人類族群的大規模移動，影響不會只限于一個地區。移動者會留下原來的地區，讓另一族群移人，移動者也會推開所進入地區的原來族群，使后者又起身移向別處。于是，不論是

　　前路或者后路，一個族群的移動，常常會帶動許多族群一連串的移動。

　　從上述自然因素與人為因素造成的族群移動，中國歷史承受的影響與造成的后果，都頗有可以探索的余地。我們熟知的一項史事，是漢代中國與匈奴的長期爭衡，匈奴敗了，其

　　中一部分向西移動，三四百年后，歐洲出現了“匈人”，對羅馬世界造成嚴重沖擊。但是，至今我們的通史，并未注意另一波的族群大移動；北朝柔然，在中國的壓力下西移，又不斷承受新起突厥的壓力，于是聯合波斯擊滅了*[口+厭]噠。另一方面，這一串的移動，引發了中亞經過南俄的族群移動，阿伐爾人在東歐的沖擊，也是歐洲中古的大事。

　　這一類的族群移動，在中國西方與北方邊界上，經常有之。先秦許多出現在中國北方的族群，我們籠統地稱之為戎狄，其實他們的來龍去路，都會與亞歐大陸，尤其草原地帶，有

　　所牽連。舉一個例子，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紀的后半段，印歐語族從中亞四出，南下印度次大陸，改變了當地的人口成分；他們向西南方的移動，改變了地中海東部的人口成分。約為同

　　時代，正是中國歷史上的商周之際，商代與西周都有北方邊患。這時，北方考古學的資料顯示，中國北方也頗有族群文化的變化。甚至，西周的先世，曾經陷于戎狄，然后才回復農業

　　生涯。我在拙作《西周史》中，即嘗試將這一個時期的族群移動，結合在西周興衰的討論之中。

　　舉一個例說，中國拜白銀流入之賜，在明清有過數百年的持續繁榮。我們是否可以假設，正因為白銀來得合時，中國在宋代開始的外貿優勢，得以持續，而西歐固然吸納了東方的商

　　品，卻沒有中國的持續繁榮，于是西歐在人口及商品都不足的情勢下，逼上了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的道路。相對的，中國人日子好過，沒有改弦更張的需求，于是文化趨于內卷，也趨于保守。

　　再舉一個例說，中國在先秦即發展了文官制度的初型。中國在文官制度下的種種科層管理，弊病叢生，但也有不少摸出來的經驗，有若干自我更新的機制，甚至也尋到了運作規模

　　的分寸。現代的世界，各處都在組織化的大趨向之下，無論國家、軍隊、企業，甚至學校，都在科層管理的方向，越陷越深。中國文化中，這一方面的經驗，頗值得作為比較研究的題材。從文官制度與科層管理的發展作比較，我們也許可以找到歐洲史上，羅馬帝國，教廷秩序，以致近代主權國家……一連串發展中的問題，我們也許也可以由此找出人類歷史上有數的幾個大帝國，其興亡盛衰的另一角度。

　　總之，只以上面所說的三個視角，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可以有機地融鑄為一體，其中既無主從之分，也不必有內外之隔。從空間言，地球本來是圓的，國界不過是地圖上的幾條

　　線，山川海洋，不能隔絕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與來往。從時間言，歷史的長河，永遠不斷，抽刀斷水水還在流。一件史事的前因在此，后果在彼。從時空兩軸都貫穿各處，我們不能將歷

　　史約束在一個民族與一個文化的框架內。隨著“世界村”觀念的出現，打開這個框架的時機也已成熟。借這一紀念錢賓四先生的盛會，我們一方面向這一位結束一個史學傳統的大師

　　致敬；另一方面，我們這一代也該思考下一階段的工作，當從何處開始?

　　以下幾段則是我為了結合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一些構想。正因為只是構想，這些觀念必是粗淺的，組織也必是松弛的。我原意將如此粗疏的想法提出來，不是為了自己可以取

　　得結論，卻是為了此后一步一步地加以改進。當然，我更盼望，有了這樣粗疏的破磚，可以引來同仁們的琳瑯美玉。

　　我首先簡約人群擴大的過程。人群，由人數很少的采集群與獵群，家庭，拓殖群，村落……一步一步擴大，終于形成大型國家，形成帝國，形成復雜社會。不論群體的大小如何，繁

　　簡如何，兩個群體互相接觸，大致都難免經過如下的過程：接觸、引起交往或沖突。從交往與沖突之中，引發群體內部的調適，內部調適的結果便是整合。如果相接觸的兩個群體，調適與整合的后果，使兩個群體的內含趨于同質，則兩個群體已互相滲透，終于凝合為更大的復合體，便是一個新的群體。這一過程，正如水與牛乳，各在一瓶，兩瓶之間，若有管道溝通，水乳遲早會溶合為滲了水的牛乳(或滲了乳的水)。這一個新的群體，因為比前擴大了，又難免與另一個群體，引發同樣的過程；接觸一沖突或交往一調適與整合一同質溶合一擴大為另一個復合的新群體。如此的過程，在人類歷史上，不斷地進行，遂使群體由小而大，由簡單而復雜。這是持續進行的集合過程。

　　這種持續進行的集合過程，若從地理空間的意義說，可以有幾個層次；從地方性的集合，到區域內的集合。例如梁任公先生所說“中國的中國”，推而廣之，別處有“希臘半島與愛琴海的希臘”、“印度次大陸的印度”等等。更上一個層次，則是大區域的集合，例如“東亞的中國”、“地中海的歐洲”……更上一層次，即當是洲級的集合，例如大西洋的歐美世界……最高一層是全球性的集合，亦即全世界的人類社會。我們現在正在洲級集合的過程中，也正在趨向全球性的集合。至于文化圈與文化圈之間互動的關系，也可有至少三類影響。一是由

　　刺激趨向彼此的吸引，一是由干預引發的反彈，一是由優勢文化籠罩引發的接受與學習。這三種互動形態，在上述集合過程中，往往同時疊集。當然，若是文化圈之間優勢差距很大，

　　則第三種形態的進行速度十分迅速，竟致排斥了前兩種形態。

　　由于地區性的自然生態，集合后的群體，有以定居為主的農業群體，這種群體的文化，趨于求取穩定，其逐步擴張的集合過程，則是地緣性的，亦即呈現為疆域的擴大。另一種則以人群移動為取得資源的方式，這種群體，包括獵、漁、牧、貿易，甚至掠奪。這一類群體的文化，趨于動態，其擴張雖也在一定的地理空間進行，但是擴張的特征是疆域的擴大(例如游牧帝國)，或積聚資源的增加(例如從事商業的地中海城市)。在人類歷史上，定居的群體毋寧為數最多；但是，在廣闊的歐亞草原與大陸間的海洋，則動態的集合更為可能。于是，由中亞草原向東向西延伸的內陸，又由中亞南下，西人地中海，南人印度洋與南太平洋，形成一個大三角形，遂成為舊大陸動態集合群體的主要地區，楔人其東、西與南三方的定居集合群體。舊大陸人類歷史，幾乎都是這兩種集合過程在各地進行。這一命題，卻并不能適當說明撒哈拉以南非洲及美洲大陸原居民的發展歷史。前面所述三項討論中國史與世界連結的項目中，移動與交往兩項，在討論集合過程時，都必然會有關系。

　　比較研究的方法，必須在可以比較的先決條件下，始有應用的意義。為此，我將世界歷史與中國歷史分列為幾個階段，作為比較研究的應用范圍。這些段落，列舉如下；但是，這些段落在各處發展的絕對時間并不一致，也因此不能用絕對時間的分期，強加于各個地區，或各個文化圈的發展。這一序列毋寧是觀念性的；在時序上言之，這些觀念又是相對的，分別相對于其前后的形態，而不是刻板地演進。

　　第一個階段是傳統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在中國歷史上，當是公元前第五個千年紀到公元前第三個千年紀。世界各地，凡由采集食物的生活進展為生產食物，無論是農業抑是

　　畜養，都屬這一階段。親緣的家族、類血緣的族群、地緣的村落以及特殊的功能群(例如祭祀群)，都在不斷地集合與擴大。人類心智性的活動，以藝術與信仰為主要的表達方式。人類各地的文化，已有明白可見的特色。

　　第二個階段是文化核心區逐漸出現，并對其鄰近地區及社區占有相當明顯的相對優勢。這是集合過程中常會出現的情形，亦即某一集合群體占有微小優勢后，優勢效應會繼續擴

　　大，以致成為不容疑問的龍頭。過去的理論，殆以地理條件是優勢出現的主要原因。其實，組織方面的優勢，也是不可忽視的。這一階段，已有部落、城邦以及領土國家等復雜程度不等的集合群體。心智活動有宗教，也可能有了文字。經濟活動，不僅有一般的交易，也可能有長程的貿易。在中國歷史，這是三代，從新石器時代過渡到青銅時代，例如傳說中的夏代與商代；絕對時代應在公元前兩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年，即第二個千年紀。相當于這一階段的其他文化，當包括兩河的城邦及蘇末的阿卡德、埃及的舊王國、印度河流域的先吠陀文化、愛琴海的邁西尼文化及亞歐草原上正開始游牧化的部族。在這一階段，大規模的族群活動已顯著出現，長程的族群移動已初現可能性，社會已經逐漸分化為顯著的貴賤與貧富。

　　第三個階段是區域性的整合階段。大型國家及帝國都已掌握廣大地區的人口及資源。集合群體的文化認同已經確立。哲學、倫理以及有關的價值觀念，都已達相當程度，雅斯培所謂樞軸性文化的突破已發生了。在中國，這是周代，建立了封建制，發展了天命觀念，孔子已為中國文化開啟了中國文化的特色。其絕對時代是公元前第一千年紀的大半段(公元前一二零零一前一五零年)。其他地區可以相應的時代是兩河的亞述帝國、埃及的中王國與新王國、印度的吠陀文化、希臘的古典時代與地中海泛希臘化時代，以及時間相當晚的美洲諸文化瑪雅、阿茲迪克與印加文化。在這一階段，族群的大規模長程移動，已經沖擊不同文化，因此區域的交流與沖突也十分強烈，經濟活動已有專業的工業生產、商業城市與長程的貿易。心智活動已有戲劇與詩歌等文學創作、哲學、科學以及相當規模的宗教組織與相應的神學。

　　第四個階段是區域性的整合完成。在中國的歷史，這是秦漢大帝國及隋唐帝國，亦即“中國的中國”，絕對時代是公元前二五零到公元一零零年。別處相應的時代，包括地中海的羅馬世界、印度次大陸的梵文世界及中亞的幾個大帝國依次出現的時代。這一階段的特色是普世性大帝國與普世性文化或宗教體系相伴出現。例如佛教、儒家、伊斯蘭教，都在此時成熟，也都已教化了所在的區域。大規模族群移動以“蠻族”入侵的方式，由前節所述中亞三角形地帶，沖擊幾個普世性的秩序。同時，長程貿易跨洲轉輸，商路上居間族群獲利至豐。于是，這些已經整合的區域性集合群體，在整合完成時，也已開始了區域間的接觸、沖突與交流。

　　第五個階段是大區域間密集交往的階段。在中國歷史，這是宋代至明代，公元一零零零年到公元一五零零年。中國已不是亞洲東部的中心，中國與四鄰形成多國的國際體系。蒙古興起，是亞洲草原上最驚心動魄的大規模族群移動，也象征游牧族群的最后一次大舉。在其他地區，這一階段包括歐洲中古以后的多國體系，印度洋與太平洋沿岸各地的國家興起，以及伊斯蘭教國家在亞非腹地的發展。心智活動方面，幾個主要宗教或思想體系，在互相影響之下，都有所重組更新與修正，例如中國的宋明理學與心學、印度教的復興、佛教的華化、伊斯蘭教的分裂、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經濟活動方面，城市化與長程貿易都正在為另一時代的來臨開啟先聲。

　　第六個階段是走向全球性群體集合的近代。這個時代，在中國是公元一五零年到一八五零年。中國已進人世界性的經濟體系。全世界都承受“發現新大陸”與“開拓新航路”的長遠影響，各地也都承受工業革命的影響。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結合，形成近代的民族主權國家。殖民活動引發了新形態的族群沖突。各地動物與植物的傳布，使全球的食物資源，都有了新的成分。

　　第七個階段是現代。在中國，這是一八五零年到今天。全世界已逐漸納入一個世界性的多國體制，但是全球性的整合尚待完成。兩次世界大戰，戰前戰后的許多劇烈沖突，都是整合過程的一部分。心智活動中，最重要的是現代科學、大眾傳媒、現代交通與資訊、民主與人權觀念的擴散，以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相生相克。經濟活動方面，最重要的是工業

　　大量生產，信用流通與國際貿易。群體的性質也有改變；平民上升，階級淡化，以及城市化造成的社群裂解與個人主義……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我們還正在發展的過程中間。

　　上述七個階段的劃分，主要是為了便于比較研究。每一個階段比上一個階段都更為復雜，其中單位群體的交往接觸也更為頻繁。七個階段的變化，既是演進的，也是因應群體外面的刺激而起的變化。我的構想，人類歷史的發展毋寧是動態的辯證過程，既有繼承，也有斷裂；既有演化，也有傳布；既有功能的適應，也有自由意志的抉擇，每一個民族，每一個文化圈，都在大范圍內，趨向于“合”，但又在各自發展的過程中，呈現其特色。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無不畢同；自其異相視之,萬物無不分殊。人類的歷史，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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