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編纂思想的論文

時間：2023-05-04 21:00:05 歷史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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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編纂思想的論文

　　摘要：時代的變動和進化史觀的傳播，致使清末民初的史學進入新史學時期近代史學的確立期）。為適應新式學堂蓬勃發(fā)展和傳播歷史知識的需要，一批具有新的編撰體例和指導思想的歷史教科書開始成為新史學時期絢麗的風景。本文旨在揭示歷史教科書在指導思想和編纂方面的特點，希望能引起學界對此關注和研究。

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編纂思想的論文

　　關鍵詞：歷史教科書；指導思想；進化史觀；編纂特點

　　戊戌變法前，歷史教科書的編撰權基本上操持在西方傳教士手中。他們編撰的教科書存在很多問題，當時就有不少有識之士指出這些譯著“大都以闡揚彼教為宗旨”，因此呼吁“速自譯編”各種教科書，或“集通儒取舊有各本詳加改訂” [1] 。屠寄也竭力爭取教科書的編撰權：“國民教育，以本國之倫理、語言、文字、地理、歷史、宗教及法制經(jīng)濟為精神。此類教科書，必有本國學術家苦心斟酌編訂，方為適用。” [2] 但是，由于當時封建教育制度和思想觀念的束縛，他們的呼聲被時代淹沒了。

　　戊戌變法后，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編撰在“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和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蓬勃發(fā)展。戊戌變法時期，西方的進化論和政治、社會學術不斷地傳播到中國，在新思潮的影響和啟發(fā)下，史學界著手重新編寫中國歷史的工作，目的是為了普及新的歷史觀，適應近代資產(chǎn)階級的社會改革。編寫教科書的緣起同封建教育制度的改革，關系十分密切。教育是文化傳播的重要手段，在清末社會轉型時期，國人接受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歷史觀、價值觀、社會觀，培養(yǎng)新型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新式學堂是一條直接的通道。清政府于1902年和1903年二次改革學制，規(guī)定以西方的教育制度為藍本，廢科舉，設學堂。隨著學堂的開設，教學課程相應改革，歷史學成為一門十分重要的學科，《欽定學堂章程》規(guī)定：“由大學以至小學、蒙學無不有史學一門。”為培養(yǎng)新式學堂學生的需要，有必要編撰新式歷史教科書。

　　一、編撰的指導思想

　　戊戌變法失敗后，晚清社會中一部分人產(chǎn)生了強烈的挫折感和失落感，一部分人醉心西學，成了“全盤西化”的鼓手。他們指出：“凡物之極貴重者，皆謂之洋· ····· 大江南北，莫不以洋為尚。” [3] 清末崇洋心理頗盛行， 1903 年 4 月 17 日《大公報》就有當時青年人崇洋心理的描述：“他們看著外國事，無論是非美惡，沒有一樣不好的；看著自己的國里，沒有一點是的，所以學外國人唯恐不象。”甚至一些醉心歐化的人要求取消中國的語言文字，改用“萬國新語”。面對這種民族虛無主義的論調，要想振作民族精神，最重要的途徑就是借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民族精神論》一文說：“民族精神濫觴于何點乎？曰其歷史哉，其歷史哉。” [4] 章太炎也認為，一些醉心歐化的人所以缺少愛國心，主要在于對中國歷史的無知，“因為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見得別無可愛，就把愛國愛種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曉得，我想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的心，必定風發(fā)泉涌，不可抑制的。” [5] 由此可見，歷史教科書的編撰，正是為了回應清末社會文化界出現(xiàn)的這種面對西方?jīng)_擊而產(chǎn)生的民族虛無主義，激勵國人的愛國心和民族氣節(jié)的重要載體。

　　在西方 “ 列強的壓迫下，痛感中華民族 “ 生存危機 ” 的嚴重，逼使舊營壘中人不能不痛心疾首地對既有的社會體制、思想文化作歷史的回溯和深刻的解剖，許多有識之士都不謀而合地把編著新式中國歷史教科書視為探路開道所必須做的 “ 清理 ” 工作。 1902 年 9 月，柳詒徵出版了《歷代史略》六卷。時年 23 歲的柳詒微，在南京江楚編譯局擔任分纂之職，據(jù)日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 ( 卷四至宋代止 ) ，增輯元、明兩卷，匯編為《歷代史略》。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學堂講授中國歷史，用的課本就是《歷代史略》，學生有茅以升、宗白華、陳方恪等，史學史專家曾譽之為 “ 中國近代第一部新式歷史教科書 ”

　　清末一些進步學者編寫教科書重要指導思想就是激發(fā)人們的愛國熱情，達到以“史教救國”的目的。在這中間，商務印刷館網(wǎng)羅了一批學者從事歷史教科書的編纂，如蔡元培、蔣維喬、吳丹初等人。 1903 年商務印刷館編《中國歷史教科書》中說：“蓋處今日物競熾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鑒于古則無以進于文明，不觀于人則無由自知其不足，雖在髫年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其于本國獨詳，則使其自知有我以養(yǎng)其愛國保種之精神，而非欲謹明于盛衰存亡之故也。” [6] 編者把“養(yǎng)其愛國保種之精神”作為指導思想，培養(yǎng)國人對本民族文化的熱愛，同當時“愛國”、“存學”的時代潮流是一致的。湖南留日學生曾鯤化著《中國歷史》，目的是為了彰顯民族主義，陶鑄國魂。他在《中國歷史出世辭》中指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之特色，必有什百千倍于十九世紀西洋反動時代和活動時代。”并在《附錄》中指出：“痛國家之臠革，憤種族之犬羊，愾然創(chuàng)辦東新譯社，就我國之性質上習慣上編輯中學校各種教科書，熔鑄他人之材料，而發(fā)揮自己之理想，以激動愛國精神，孕育種族主義為堅確不拔之宗旨。” [7] 曾著出版后，學界對其在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上的成就，給予高度的評價。如 1903 年，《浙江潮》第七期“紹介新著”專欄說：“ 歷史為國魂之聚心點，國民愛國心之源泉。· ····· 橫陽翼天氏痛之，特編中國歷史一種。其上卷于今年初夏出版，體裁新辟，材料豐多，而又以民族主義為宗旨，誠我國歷史界開創(chuàng)之大作，而普通學教科書中稀有之善本也。國民國民，不可不急讀。” [8] 1904 年，夏曾佑著《中國古代史》，也把自己對民族前途的關心融進史著中。他說：“智莫大于來。來，何以能知，據(jù)往以為推而已也。· ····· 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證其因，即無以知其夷險，又不能不亟讀史，若是者將奈之何哉？是必有一書哉，文簡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會之需乎！” [9] 夏曾佑說的“目前所食之果”，指的是二十世紀初年中華民族危機深重的情況。面對危機現(xiàn)狀，從歷史中探討造成民族危機深重的原因，從歷史的發(fā)展過程中思考民族的前途，成為其著史的指導思想。可以說，正是他確立“足以供社會之需”的宗旨，才可以寫出在當時產(chǎn)生很大影響的著作。

　　1905 年 1 、 2 月間，由鄧實、黃杰、劉師培等人創(chuàng)辦的國學保存會，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他們編撰歷史教科書也以提高民族自尊自信為目的，注重鄉(xiāng)土性與時代性的結合、知識性和時代性的統(tǒng)一，獲得了社會的良好評價：“本會所編鄉(xiāng)土教科書出版后，頗受海內教育家之稱許，以為書之圖畫文字引證，皆具有精神特色，最足以助長兒童愛鄉(xiāng)愛國之心，為效至巨。故公私學校采用至夥” [10] 。

　　由上可知，這批新的歷史教科書的編纂者與傳統(tǒng)士大夫有著根本的區(qū)別，他們有著新的知識結構、視野開闊而富有激情，他們將歷史教科書的編撰與愛國、愛家緊密聯(lián)系起來，因而能寫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歷史教科書。

　　二、進化史觀指導下的歷史研究

　　封建時代的史家往往把歷史現(xiàn)象和本質對立和分割開來，不懂也不可能從歷史現(xiàn)象的客觀聯(lián)系中去考察問題，不能透過歷史現(xiàn)象抓住它的本質。因此他們研究歷史只能做到：一是“考其得失，以為龜鑒”的“資治”；一是“微言大義，懲惡勸善”的“垂訓”。這二種方法都帶有很大的片面性。 1899年，王國維首先批判了封建史學“殆無系統(tǒng)”的弊病，他說：“自近世歷史為一科學，故事實之間不可無系統(tǒng)。抑無論何學，茍無系統(tǒng)之知識，不可謂之科學。中國之所謂歷史，殆無有系統(tǒng)者，不過集合社會中散見之事實，單可稱史料而已，不得云歷史。” [11] 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明確提出封建史學和資產(chǎn)階級史學的區(qū)別：“前者史學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系，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及國民全部之經(jīng)歷及其相互關系。”

　　封建史家孤立地研究歷史的方法、內容已不能適應新史學思潮的需要。因此，以資產(chǎn)階級的進化史觀來考察和分析中國歷史，就顯得十分必要。絕大多數(shù)中國歷史教科書運用進化論，來批判和改造封建舊史，探索歷史發(fā)展的因果關系和社會進化的軌跡。如《普通新歷史》的“凡例”強調：在“我國民漸漸與世界相見優(yōu)勝劣敗”之時，“我國民之眼界斷不可僅注意內國數(shù)十朝興替沿革中，須考察種族勢力之強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為大眾警醒振拔之標準。”因此，其書即以中國歷史為標準，并且按照社會政治的變化，將中國歷史分為三大時代：“唐虞以前記載未盛，概謂之太古時代”；“唐、虞、夏、商、周為封建時代”；“自秦以后至今（清）二千余年為郡縣時代” [12] 。以此表明中國歷史的進化。曾鯤化著《中國歷史》的一個顯著特征，就在于他強調編寫歷史要重視進化因果關系。他明確指出撰寫歷史要“調查歷代國民全部運動進化之大勢，摘錄其原因結果之密切關系，以實國民發(fā)達史之價值，而激發(fā)現(xiàn)在社會之國魂。” [13] 這比以往的歷史撰述以帝王將相為研究對象，忽視人民的作用，無疑是一大進步。

　　陳慶年著的《中國歷史教科書》（1903－1904年），以資產(chǎn)階級歷史進化論為指導，認為中國的歷史發(fā)展不是孤立的，它是與外部世界相互聯(lián)系的，歷史發(fā)展的本身存在因果關系。他編輯《中國歷史教科書》，運用進化論觀點，把中國歷史分為四個時代：一是由太古至秦統(tǒng)一的上古期，“此時代漢族勢力日漸增進，與塞外諸族時有競爭，故名之曰漢族增勢之時代；”二是由秦統(tǒng)一至唐亡的中古期，凡千百年間，由于“漢族在秦漢時代實凌壓塞外諸族，雖五胡十六國之際，尚能與之頡頏，及隋唐之際又大拓版圖，故名之曰漢族盛世時代；”三是自五代至明的近古期，此時代 “漢族勢微，塞外諸族次第得勢，”尤其是“蒙古勢力極盛，其于世界命運一切事變，彼等蓋居其主位者也，故名之曰蒙古族最盛時代；”四是自清建國后的三百年的近世期，因歐洲勢力東漸，“故名之曰西力東漸時代。” [14]

　　夏曾佑著的《中國古代史》（1904－1906），是運用進化論和因果律分析中國歷史的最有影響的歷史教科書。此書歷經(jīng)五十年一直被史學界所推崇，1933年商務印刷館把它列入《大學叢書》再版。這部書之所以受到史學界和出版界的高度重視，同夏曾佑嫻熟地運用進化論，高度概括中國歷史的總趨勢，系統(tǒng)地劃分中國歷史的發(fā)展階段密不可分。夏曾佑首先從宏觀的角度分析了中國古代歷史的發(fā)展情況，認為“中國五千年之歷史，以戰(zhàn)國為古今之大界”，這是對中國古代史的總體劃分。為了更加清楚地分析中國歷史的發(fā)展情況，他又結合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和當時考古學的成就，將中國歷史分為三個大的階段：自傳說時代至周末，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為近古之世。并將三大時期“細分之為七小時代”：即太古三代的傳疑時代；周中葉至戰(zhàn)國的化成時代；秦至三國的極盛時代；晉至隋的中衰時代；唐為復盛時代；五季宋元明為退化時代；清為更化時代。夏曾佑上述對歷史的分期，是依據(jù)歷史的進化和歷史發(fā)展的因果關系來劃分的，雖然并沒有真正找到歷史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但確是近代史學史上首先提出的嶄新的見解，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15]

　　綜上所述，在新史學思潮的影響下，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編撰開始注意歷史發(fā)展的相互聯(lián)系和因果關系，反映歷史發(fā)展的進化情況，表明中國歷史教科書已經(jīng)沖破傳統(tǒng)史學的藩籬，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

　　三、歷史教科書編撰上的特點

　　周朝民先生把二十世紀初年歷史教科書編撰上的特點概括為：“文不繁，事不散，義不隘。” [16] 這確是對這一時期歷史教科書編撰的非常有見識的總結。歷史教科書的出現(xiàn)，是為了適應新史學思潮的要求，在學制改革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編纂者確立編寫原則時，既要貫通古今，顧及歷史發(fā)展的系統(tǒng)，又要能表達歷史進化的觀點，同時還要便于傳播歷史知識，培養(yǎng)國人的愛國熱情。基于此，歷史教科書必須文筆簡潔，敘事集中而有條理，這樣才便于學堂教學，和國人獲取歷史知識的需要。

　　章節(jié)體歷史教科書是在新史學思潮勃興的時代條件下出現(xiàn)的。新史學思潮要求表達歷史進化的情況，尋求歷史發(fā)展的因果關系，“據(jù)往事以知來”。新的歷史觀點，新的歷史內容，需要有新的形式來表現(xiàn)它。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開頭幾節(jié)是“史學之要”、“地理”、“人種”、“歷史源流”等等，這些內容都是在新形勢下史學研究的新課題。因此，要敘述過去封建史家所沒有接觸的新內容、新問題，在編撰方法上不擺脫舊的編年體、紀傳紀事本末體是不行的。夏曾佑將西方輸入的分章敘述的方法，和中國傳統(tǒng)的紀事本末體有機地結合起來，達到創(chuàng)新的目的。《中國古代史》按篇、章、節(jié)敘述，同時又寓含以大事為綱的特點。劉師培著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也是用章節(jié)體敘述中國歷史的杰作，作者在“凡例”中表示：“其用意與舊史稍殊。其注意之處，在于歷代政體之異同，種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綱，社會進化之階級，學術進退之大勢。” [17] 關注的重心，由舊史的王朝政治，治亂興衰，轉到對政治、民族、學術、文化等關系整個歷史發(fā)展進化的探索。

　　傳統(tǒng)編年體、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大多網(wǎng)羅繁富，卷帙浩繁，用于教學是不切實際的。司馬光曾說過：“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不能盡其篇第，畢生不暇舉其大略。”紀傳體不適宜教學，編年體同樣卷帙浩繁，以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為例，它上起韓、趙、魏三家分晉，下迄五代后周政權的滅亡，把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按年代編成 294卷，可謂篇幅浩繁，用于教學也不適宜。因此，編寫能夠貫通今古，文筆簡潔，敘事有條理，反映歷史發(fā)展進化的教科書，成為二十世紀初歷史編撰學不斷前進的目標。夏曾佑編撰《中國古代史》的要求是“文簡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陳慶年在《中國歷史教科書》“序”中明確指出：“歷史之學，其文不繁，其事不散，其義不隘，而后足以為教。三者一不備焉，皆無當也。” [18] 陳氏之言，比較精到地概括出歷史教科書編撰的特點。

　　所謂的“文不繁”，是指新式教科書在內容安排上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符合受教育者的接受能力，體現(xiàn)了科學的現(xiàn)代教育規(guī)律。中國歷史教科書作為提供給大、中、小學堂的教學用書，凡編著的深淺程度，都按教授的對象而定，每章節(jié)的篇幅適宜，文字曉暢明白。如國學保存會在“編輯國學教科書出版廣告”中寫到：“本會所編教科書皆就國學之一面著手，蓋以吾國學術歷五千年，浩瀚淵博，典籍浩如煙海，學人苦無門徑，每興望洋之嘆。非薈萃群籍，提要鉤元，折衷至當，重行編輯，不足以發(fā)揚國學之精粹，而合學堂教學之用。” [19] 劉師培也指出：“讀中國史書有二難：上古之史多荒渺，而記事多相歧；后世之史咸浩繁，而記事多相襲。中國廿四史即不合于教科，《通鑒》、《通典》、《通考》亦卷繁多，而今日所出之歷史教科書，復簡略而不適于用。欲治中國史，非編一繁簡適當之中國歷史莫由。” [20] 他首次根據(jù)課時和學時來編排教學內容，使之容易傳授和學習。他還受西洋歷史編撰學的啟發(fā)，批判中國古代史書不分時代，雜亂無章。他在編撰《中國歷史教科書》時，吸取西洋歷史編撰學的優(yōu)點，以時間為經(jīng)，以事類為緯，重點論述了歷代政體之異同，種族分合之大勢，制度改革之大綱，社會進化之階級等內容。夏曾佑著的《中國古代史》“薈萃群籍”，參考幾百種傳統(tǒng)典籍，用進化史觀對中國歷史演進作了別開生面的敘述，全書 30萬字，對近三千年的歷史“提要鉤元”，可謂“文簡于古人”。

　　所謂“事不散”、“義不隘”，是指歷史教科書敘事集中有條理，重視用進化史觀和因果律探索歷史發(fā)展進化的規(guī)律。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敘事脈絡分明，以大事為綱結構全篇。作者說，文字雖繁，以關乎皇室、關乎民族、關乎社會風俗三者為綱，屬于此三者的大事則詳，“如與所舉大事無關，皆不見于書”。

　　歷史教科書體裁新辟，文字淺顯，敘事集中而有統(tǒng)系，故刊行后受到讀者一致好評。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出版后，讀者認為“使人有心開目朗之感”，“上下千古，了然在目。”學界要求再版，直到1934年商務印刷館第9次印行并改名《中國古代史》，列為“大學叢書”之一。橫陽翼天氏《中國歷史》上卷出版后，被譽為“體裁新辟，材料豐多，而又以民族主義為其宗旨。誠我國歷史界開創(chuàng)之大作，而普通學歷史教科書中稀有之善本也。” [21] 陳慶年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剛成書，就被友人索去，在浙東一帶廣為傳抄，出版后又風行于時，在民國初年由商務印刷館重訂再版，定為中學歷史教科書。

　　綜觀這一時期的歷史教科書，不僅數(shù)量日益眾多，而且種類繁復，除了一般的中外通史著作，還出現(xiàn)了鄉(xiāng)土歷史和時務掌故教科書等。這些教科書的編印具有重要的意義，首先它滿足了新式學堂對歷史教科書的需要；其次，它也是用新觀點、新體裁編寫中國歷史的嘗試，將歷史從帝王的廟堂中解放出來，為普及教育與發(fā)揚愛國主義思想服務。總之，清末歷史教科書的編撰不僅促進了中國歷史編撰學的發(fā)展，在中國傳統(tǒng)史學近代化進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而且以史教救國，迅速成為清末社會各階級“教育救國”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并起了救亡圖存的輿論先導作用。

　　[1] 張元濟 . 答友人問學堂事書 . 張元濟詩文 [M]. 北京： . 商務印刷館， 1986,172.

　　[2] 屠寄 . 中國地理學教科書·凡例 .[M]. 北京：商務印刷館 ,1905,218 .

　　[3] 陳登原 . 中國文化史（下） [M].. 香港：世界書局， 1935,300.

　　[4] 江蘇 [J],1904,7 。

　　[5] 湯志鈞 . 章太炎政論集 [C]. 上海 , 中華書局 ,1977,276.

　　[6] 曾鯤化 . 中國歷史 . 附錄 [M]. 長沙：東新譯社 ,1903。

　　[7] 曾鯤化 . 中國歷史 . 附錄 [M]. 長沙：東新譯社 ,1903 。

　　[8] 曾鯤化 . 中國歷史 [J] 浙江潮 [J,],1903,7 。

　　[9] 夏曾佑 . 中國古代史·敘 [M]. 上海 : 商務印刷館 ,1933,1-3 。

　　[10] 國粹學報 [J],1907,27 。

　　[11] 1899 年，王國維為樊炳清譯《東洋史要》“序”所述。

　　[12] 普通書室 . 普通新歷史 . 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