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組織職能有效行使是否需要干預
農村稅費改革減輕了農民負擔,也改變了農村利益主體之間的分配格局,如何讓村級組織在新的形勢下更好地發揮作用,引發了人們的關注和思考。近是,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專門就此問題舉辦了一次研討活動,就村級組織的有效運行需不需要外部干預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91歲高齡的發展經濟學創始人、華中科技大學經濟發展中心名譽主任張培剛教授自始至終參加了研討,并提出了個人的一些看法。 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彭代彥首先介紹了他在湖北省若干縣市研究中發現的一些新問題。他在調查中發現,盡管村級自治已經實施了近20年,但效益非常低。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法律規定的村級組織的職能沒有得到實現,絕大部分村級組織上的職能僅僅集中在收費和落實計劃生育政策這兩方面。對于其他法律所規定的職能,如調解村民之間的糾紛、村組范圍的道路、水利設施建設的情況都不理想。據估算,一個中等規模的村,干部的工資及日常的辦公費用、招待費用一年至少在5萬元左右,F在學者們提出的解決措施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完善村支書和村主任的關系,如提出“一一肩挑”;另一個是提高我們民主化的程度,真正做到民主。但彭代彥認為這兩種方式幫助組織運行效率的提高作用不是很大,目前村級組織所做的大多數事都超過了自治的范圍,是政府的職能,如征收農業稅、計劃生育、發展經濟、社會治安。因此,由政府來履行這些職能效率可能更高,在現在的情況下讓村組織有效了揮職能,做到公平有效,就需要進行外部干預。他認為,如果將村支書納入鄉鎮干部系列,在鄉鎮干部中設村長職務,將更便于按照公務員規范對其進行考核和管理。與村級機構的改革和取消集體收入相適應,應由鄉鎮統籌村公共事業。 對于彭代彥提出的村級組織存在的各種問題,與會者沒有什么異議,但大家對其提出的對策提出了一些質疑。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員黨國英認為,村級選舉開始不是中央強制的,而是村民自己搞起來的。農村的社會精英,包括有些農民對民主選舉有著強烈的訴求,而且在一直推動民主的發展。黨國英認為傳統的社會不需要民主來認同權力,現在的農村社會已經不是一個傳統的社會,對民主的需求必須認真加以考慮。 以上書朱镕基總理提出“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李昌平先生則認為,村組織自治的方向是正確的,讓村級組織更好發揮作用的關鍵是盡快清理國家各部門對農業的無效收費,使村級組織建立起良好的財政基礎。他認為,農業稅取消,就逼著以農業稅為基礎的鄉財政進行體制轉換。他認為這將引發未來鄉鎮治理結構的變化和農業內部組織的變化。李昌平指出,現在不是缺理論的突破,而是缺政策的整合,亟需要把制訂政策的各個部門整合到一起。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的樊平研究員指出,村民自治搞得好不好受外在條件影響很大,凡是城市周圍的村莊村民自治就高得好,因為大量的外部資源對這個村有強烈的滲透,這個地方村民結構比較穩定。他認為,村莊對村民有沒有吸引力和向心力關系著村民自治的成敗。因此,重要的不是村民自治本身,而是在現代化中我們的城鄉結構能否保持一個完整性的問題。 國家發改委小城鎮研究中心白南生研究員認為,很難證明由鄉鎮外派的干部一定比村自發選舉產生的干部更加公正和有效率。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汪小勤教授表示不同意將村干部公務員化,她認為,根據世界發達國家的經驗,基層組織非財政化和社區化是大勢所趨,因此村干部公務員化很難行得通。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徐長生教授則認為,對于農村組織的職能要進行分解研究。同時對組織的職能應分級分階段界定清楚,不然的話,上層關系沒有理順,看到的卻是下層出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發所于建嶸研究員、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潘維教授及華中科技大學的一些師生也就這一問題發表了各自的意見。會上,著名經濟學家張培剛教授談了他自己的看法。張培剛教授就,我這個人喜歡研究事情的由來和它的發展的前景。研究中國的問題不懂農村就摸不到門,村級組織題目雖然很小,但是很復雜。有這樣幾個方面的總是需要進一步加強研究。一是村級組織解放前三千年來的歷史,了解村級組織究竟是如何運行的,有哪些職能?二是1949年解放后頭三四年村組織職能有哪些變化?三是改革開放后,搞市場經濟如何同國情相結合的問題。張培[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