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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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達默爾曾面對西方實證科學的發展，討論“哲學”的“合法性”問題，他認為這是一個只屬于西方哲學的問題，因為智慧型的遠東思想在提問和表述方式上，都與所謂西方哲學之間缺少一種“可檢驗（比較）關系”。這實際上是在“哲學”面對實證科學的“合法性”問題之外，又提出了一個遠東思想（或曰智慧）面對“哲學”（西方哲學）的“合法性”問題。

在西方特別是歐洲，“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始終受到質疑，“中國哲學”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一個來歷不明的怪物。當然，沒有人會否認“哲學”在中國近一百年來的發展，不過后者可以僅僅是一種現代的事業（而與歷史和傳統無關），正如現代中國的許多學科門類（如社會學等）都僅僅是現代的事業一樣。

與上一點相聯系，討論“中國哲學之合法性”問題，實際上已經預設了“中國哲學”（中國的哲學）與"哲學在中國"的區分，后者是泛指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一切哲學運動、活動、事件，哲學討論與爭論，哲學研究、創作及其成果等等； 前者則是特指中國傳統哲學及其現代發展。"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的真實涵義在于：中國歷史上存在著某種獨立于歐洲傳統之外的“中國哲學”嗎？或者說，“哲學”是我們解釋中國傳統思想之一種恰當的方式嗎？又究竟在什么意義上“中國哲學”概念及其所表述的內涵能夠得到恰當的說明，并取得充分的理據呢？

“中國哲學之合法性”問題的出現，是以“哲學”觀念的引進和“西方哲學”作為某種參照和尺度的存在為前提。《墨子×天志》曰：“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度量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者可得而知也。此者何故？則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度量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方者謂之方，不中吾方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那么，我們又是否可以（或者說應當）以“西方哲學”之“規”、“矩”來范圍“中國哲學”之“方”、“圓”呢？也只有在此種意義上，“中國哲學之合法性”才成為一個問題。

就總體而言，關于“中國哲學之合法性”可以發現四種論說方式：

一是述諸于常識。“中國哲學”作為一個專業學科已經存在了近一個世紀，我們已經寫作出版了近百種各種類型的“中國哲學史”，國內外學術界亦有許多冠以“中國哲學會”、“中國哲學史學會”一類的學術組織，這些似乎都是以肯定存在這樣一種學問或思想脈絡為前提：它既是“中國的”，又是“哲學的”。那么，“中國哲學之合法性”還會成為一個問題嗎？

二是認為與西方哲學相比較，歷史上的“中國哲學”所缺少的只是某種外在的形式，此所以為中國傳統哲學建立某種相應的“形式系統”，“穿上系統的外衣”，就成為“中國哲學”現代發展的重要使命。1

三是主張擴大“哲學”概念的內涵與外延，認為西方有關“哲學”的理解及其范圍的限定，似未免過于偏狹，“中國哲學”的闡釋與發展，可以（也應當）為之增加某些內容，諸如中國特色的“人生修養論”，等等。

四是強調“哲學”概念的相對性及其與歷史文化傳統的相關性，認為并不存在一般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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