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經營目標偏離的行為經濟學解釋-對近代民生公司的實證分析論文

內容提要：新古典的企業理論認為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經營的唯一目標，但在現實中并不完全如此。企業的經營目標在某些時代會出現很大的偏離，這種偏離根源于當時的經濟社會環境，反過來對當時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本文試圖從行為經濟學角度來解釋一種偏離現象，討論中國近代愛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經濟意義，并以近代中國最大的民族航運公司民生公司為例，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啟發。

關鍵詞：意識形態      目標函數       經濟決策      交易成本

一、背景陳述與問題的提出

從19世紀末開始，川江航運逐步被外國航運公司壟斷。1890年，根據《煙臺條約增續專條》規定，英商可自備華船或雇傭華船，掛外國國旗進入川江，享有在其他水域和口岸同等的權益；而且這些船只在重慶繳納一次關稅，比華商入口厘金還低。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規定日本輪船能“從湖北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重慶府”，“附搭行客，裝運貨物”[1]；根據片面最惠國待遇，以英國為首的其他國家也立刻享有了這項特權。在這樣的條件下，各國航運公司開始大量進入川江航運市場。到了本世紀最初十年過去的時候，川江航線上的幾家主要的航運公司是：英國的太古、怡和，日本的日清，美國的捷江。這些公司憑借技術上和資金上的優勢，以及制度上和軍事上的特權排擠和控制中國航運公司，謀取壟斷利潤。無論從廠商數量、資源流通、還是從產品特點和競爭方式來看，這一時期的川江航運市場都接近一個寡頭壟斷市場，已經基本飽和[2]；在這樣一個時候，“沒有任何理由要開辦一個新的輪船公司——特別是一個中國公司，而卻有一切理由不辦它。”[3]

    令人驚奇的是，民生公司，這個由愛國實業家盧作孚創辦的航運公司，一無資金優勢，二無外國資本或官僚背景，竟在這種情況下入主長江航運市場，并在20年間崛起為中國航運市場上最大的公司，兼并了眾多外國航運公司，一度成為中國近代最具實力的民族資本主義企業之一。[4]

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問題：民生公司為什么能在如此不利的條件下，在外國航運公司壟斷的川江航運市場上站住腳跟，并且由一個“不起眼的”小公司發展為近代中國屈指可數的大航運企業？我們發現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試圖引入新的變量進入企業目標函數和消費者效用函數，從而解決這個問題。

二、意識形態的經濟意義——理論簡述

（一）定義——意識形態

    我把意識形態（Ideology）定義為：一定的時期一定的人群所共同擁有的對社會環境（某一方面）的共同認識以及由此產生的一套非強制性的習慣、準則和行為規范。

    一定的時期是意識形態的時間維度（Mannheim，1927），這里強調的是意識形態并不是獨立存在的，它是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特點的社會經濟生活的產物，并且隨著時間而變化：“當人們的經驗與其思想不符時，他們就會改變其意識觀點”。在某些特殊時期或特殊環境下，某些意識形態可能會得到強化，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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