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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管理基本理論及其研究述評論文
在學術界,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是一個有20年的研究話題。什么是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產生的條件和動機有哪些?盈余管理研究包括哪些內容?盈余管理研究的有什么特點?盈余管理研究的未來方向在哪兒?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在研究盈余管理時必須弄清楚的基本問題。
一、盈余管理的“經濟收益觀”與“信息觀”
在學術界,盈余管理早期一般被理解為旨在有目的地干預對外財務報告過程,以獲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disclosure management)。對于這個定義,以下幾點需要引起我們特別的注意:
1.把盈余管理限定在對外報告領域,而把管理會計報告以及那些意在或改變公認會計原則的活動(如游說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等排除在其討論之外。這樣考慮的主要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便于討論。如果將盈余管理僅限于對外報告領域,在現行的公認會計原則和應計制下討論“干預”問題,則可以把對盈余管理的研究簡化許多。二是在1990年以前,會計理論界對盈余管理的研究以對外財務報告為主。盡管當時人們就注意到報酬方案(compensation schemes)和部門經理的私人信息是激勵對內部管理會計報告進行操縱的潛在因素,但很可能是由于資料難得,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比較少見。那一階段比較多見的研究成果是盈余管理的技術,應計制下的會計政策、會計選擇與股票回報的關系等。難怪戴維森等人在其所著的《會計:商業語言》中,專辟一節討論“會計戲法”(accounting magic)問題,并給盈余管理下了一個更加具體而狹義的定義:在公認會計原則限制的范圍內,為了把報告盈利調整到滿意水平而采取有計劃行動步驟的過程。
2.在這個定義中,提出了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獲取某些私人利益(private gain)。這里所說的獲取某些私人利益是與對外財務報告過程的中立性運作(neutral operation)相對立的。因為,現代財務報告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中立性原則以及由此而來的財務報告的不偏不倚。盈余管理實質上是背離了中立性原則,由此造成對外財務報告有所偏重、有所倚靠。盈余管理的出發點在局部利益、部分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它無疑會損害公眾利益。
3.在定義盈余管理時,并沒有倚賴某一特定的盈利概念,而是基于會計數據作為是信息的觀點進行討論的。在這個定義中,盈余管理在會計系統內,經理可以透過在公認會計原則范圍內的會計方法選擇和將某些給定的方法用特別的方式加以運用(如改變折舊資產的服務年限)來控制盈利。但事實上,盈余管理可以存在于對外披露過程的任何一個環節,也可以采用多種多樣的形式。例如,融資決策、投資或生產決策(如研發費和廣告費投放百分比的確定、生產線的增減、收購另一家公司)等都會影響企業某一期間的盈利。這些因素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可看成是“實際的”盈余管理。
傳統上,人們認為盈余管理是與經濟收益(有時也叫真實收益)有關的一個概念。在經濟收益觀(economic income perspective)下,有一些數據(譬如經濟收益)被盈余管理故意地歪曲了。經濟收益之所以會被歪曲而成為會計的報告收益,除了盈余管理外,另一個影響因素是應計制會計和公認會計原則。應計制會計和公認會計原則也將導致會計數據與真實收益有偏差。當然,經濟收益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有意義地加以定義,在現實的報告系統中是見不到的。一般說來,經濟收益是看不見的。即使如此,在經濟收益觀下,人們還是要把看不見的真實收益作為衡量偏差的基準。
我們認為以信息觀(information perspective)來看待盈余管理更有意義。在信息觀下,盈利僅僅是許多用作決策和判斷的信號中的一個。信息觀意味著會計數據的重要屬性是其“信息含量”(information content)這一統計特性。盈余管理的信息觀還假定公司經理擁有私人信息。在一套既定的委托代理契約下,公司經理不僅可以就會計程序作出選擇,而且還可以據此程序作出不同的估計。但在信息觀下,人們并不需要作為真實價值的盈利概念,與真實收益基準有關的計量偏差問題也不復存在。數據的真實價值在經濟收益觀下至關重要,但在信息現下則不再是第一位的屬性了。
隨著人們對盈余管理認識和的深入,特別是同時從收益觀和信息觀兩個角度來看待盈余管理,盈余管理應當有一個更加全面和準確的概念。根據以上,我們認為:盈余管理是管理當局為了誤導其他信息使用者對企業經營業績的理解或那些基于會計數據的契約的結果,在編報財務報告和“構造”交易事項以改變財務報告時作出判斷和會計選擇的過程。
二、盈余管理的基本特征
對盈余管理基本特征的研究有助于把握盈余管理研究的和框架。根據前面的討論,盈余管理的基本特性包括:
1.從一個足夠長的時段(最長也就是企業的整個生命期)來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減少企業實際的盈利,但會改變企業實際盈利在不同的會計期間的反映和分布。換句話說,盈余管理影響的是會計數據尤其是會計中的報告盈利,而不是企業的實際盈利。會計的選擇、會計方法的運用和會計估計的變動、會計方法的運用時點、交易事項發生時點的控制都是典型的盈余管理手段。
2.盈余管理必然會同時涉及經濟收益和會計數據的信號作用。這里所說的經濟收益與上段提到的企業實際盈利并沒有實質上的差別。盡管人們并不知道企業究竟有多大的經濟收益,但盈余管理最終還是離不開經濟收益這一基準。更何況在盈余管理研究中,人們已開始尋找某些指標如現金流量等并試圖在某種意義和程度上來反映經濟收益。應當注意到,無論是盈余管理在企業的實踐還是盈余管理的研究都非常關心會計數據的信息含量和信號作用。盈余管理所瞄準的方向正是會計數據的信息含量和信號作用。關于盈余管理的“經濟收益觀”與“信息觀”的地位和重要性,在不同的國家由于證券市場的發達和完善程度差異較大而表現出不同的特點。發達證券市場環境下的盈余管理,人們考慮會計數據的信息含量和信號作用就會多一些,其“信息觀”的重要地位也更加明顯些;相反,欠發達證券市場環境下的盈余管理,人們則容易拘泥于會計報告收益與經濟收益或其它法規決定的收益之間的偏差,其“經濟收益觀”的地位相應地更為突出。
3.盈余管理的主體是企業管理當局。從現有的研究不難發現,在盈余管理的每一幕“戲劇”中唱主角的無非是公司的經理、部門經理和董事會。無論是會計方法的選擇、會計方法的運用和會計估計的變動、會計方法的運用時點,還是交易事項發生時點的控制,最終的決定權都在他們手中。當然會計人員也加入其中,但應看作是配角。在這里,可以明確企業管理當局對盈余管理應當承擔的責任。
4.盈余管理的客體主要是公認會計原則、會計方法和會計估計。此外,時間特別是時點的選擇也是盈余管理的對象之一。在研究盈余管理時,我們必須同時具有時間和空間的觀念。公認會計原則。會計方法和會計估計等屬于盈余管理的空間因素;會計方法的運用時點和交易事項發生時點的控制則可看作是盈余管理的時間因素。需要加以說明的是,盈余管理最終的對象還是會計數據本身。人們所說的盈余管理,最終也就是在會計數據上作文章。
5.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確又非常復雜。所謂明確是指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獲取私人利益,這點是可以充分加以肯定的。盈余管理是與公眾利益、中立性原則相矛盾的。我們也應注意到,盈余管理的目的又非常復雜。
誰是盈余管理的受益者?這里的情況比較復雜。上面提到盈余管理的主體是企業管理當局,盈余管理照顧的私人利益較多的情形是企業管理當局的利益,如經理的分紅、認股權以及晉升機會等。在許多新聞報道和研究文獻中,我們常常看到的盈余管理的受害者一般都是股東、低層的雇員,甚至包括政府。例如,丹斯基(J.Demski)的研究表明代理人可以通過盈余管理來傳達其擁有的高超管理技能,而實際上這些代理人可能并不具備會計報告盈利中所代表的管理技能。阿亞等人(Arya,A.,Glover,J.,S.Sunder)則發現盈余管理限制了委托人解雇代理人的傾向,還可以減少委托人對于代理人正常工作的干預。即使是企業管理當局的利益,對每一個盈余管理的參與者來說也不是利益均沾的。當然,盈余管理有時也照顧某些股東的利益。
盈余管理的利益表現形式也十分復雜。有的是直接的利益如經理人員分紅的增加,有的是間接的利益如職位晉升、股價飆升,數據的信號作用也常常表現在這里。有的是立竿見影的,有的則要潛伏很長的時期。
正是由于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確又非常復雜,因此大眾傳播媒介普遍認為,盈余管理是件壞事,它們還比較喜歡采用盈利操縱(earnings manipulation)的概念;而機會主義的管理者則認為盈余管理是一個中性的概念,會計學術界的許多也持這種觀點。
三、“契約磨擦”與“溝通磨擦”
在現實里,可以見到許多盈余管理的激勵因素,有的屬管理激勵,有的是成本激勵或其它激勵。在管理激勵中,既有分紅和晉升的誘惑,又有被解除職位的壓力。在政治成本激勵中,有許多針對政府管制而進行的盈余管理。此外,盈余管理還可被用作是資勞雙方討價還價的工具。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盈余管理也很有吸引力。正因為如此,才有所謂以股利為基礎的盈余管理、以節稅為目的的盈余管理、困境的盈余管理、運用盈余管理進行風險管理、公司首次公開募股(IPO)時的盈余管理等等。盈余管理也有許多阻礙的因素。注冊會計師審計、證券交易監管機構的監管、稅務稽查和股東大會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和限制了盈余管理的泛濫。但上述限制因素往往也受到成本效益原則的限制,因此從整體而言,盈余管理的激勵因素要比阻礙因素強勢得多。在世界各國,幾乎每天都能聽到公司上調或調低盈利,虛報營業收益的故事。例如,美國在線公司為開發潛在客戶群,免費給客戶贈送磁碟,之后將所有發生的費用資本化;而微軟公司則被指控通過遞延確認實際所得收入來下調盈利。在這方面,我國也有數不盡的例子,會計“打假”始終效果不明顯,說明大家還是不怕,盈余管理還是有很多激勵因素的。
在會計報告系統中,留有許多盈余管理的機會。公認會計原則還存在不少局限性。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雷維特(A.Levitt)1998年就曾在紐約大學與商學中心發表過題為“數字游戲”(number games)的演講,猛烈批評某些低質量的會計準則。應計制會計中的預計、攤銷等都很容易被利用作盈余管理。同時,不確定的經濟交易和會計事項也越來越多,對這些不確定經濟交易和會計事項的正確判斷也越來越困難。
在現代公司治理結構中也為管理當局進行盈余管理提供了一些條件。例如,現行的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契約,股東會、董事長與經理之間相互關系的制度規范仍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盈余管理乘虛而入也就見怪不怪了。
通過深入的研究,一些會計學家進一步得出了盈余管理產生的兩個基本條件:一個是契約磨擦(contracting frictions);另一個是溝通磨擦(communication frictions)。如果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沒有契約磨擦,他們之間的溝通也完全透明的,委托人可以掌握并使用充分信息,盈余管理也就不可能發生。
在委托代理關系的模型中,人們常常事先設定一套管理契約和報告規則。事實上,無論是管理契約還是報告規則都面臨隨著經濟和企業情況變化而變化的壓力。但是,由于管理契約和報告規則通常被看作是固定的、僵化的(即使有變化也還是跟不上經濟和企業情況變化的步伐),會與現實的需要產生矛盾,因此盈余管理便應運而生。在這里,盈余管理常被用來解決由于管理契約和報告規則與現實情形發生磨擦所引起的,而管理契約和報告規則就成為盈余管理問題存在的內生變量。
僅僅用契約磨擦是無法完全解釋盈余管理的產生與存在的。人們之所以無法消除盈余管理,是因為信息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最典型的是經理知道的東西,包括股東在內的其他人并不一定知道。信息不對稱阻礙了信息交流和溝通,經理也就不可能把他所掌握的全部私人信息傳遞出去。當然,有一些信息傳播是被法律禁止的。正是有了溝通磨擦,企業管理當局才會在盈余管理中大有作為。
需要說明,契約安排的修正并不能完全消除溝通磨擦。但是,如果經理把所有的私人信息都傳遞出去,并且又不會增加成本,可以預期,契約的安排將朝著有利于鼓勵真實地披露信息的方向。由此可見,溝通磨擦比契約磨擦對于理解盈余管理生存的條件還更有意義。
通過和以上解釋盈余管理生存的兩個基本條件,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結論:
1.盈余管理是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但盈余管理本身并不完全是一個會計。無論從其生存條件還是從其主體看,盈余管理涉及一系列的管理,甚至問題。委托人與代理人契約的確立、修正和實施,信息不對稱都是經濟學和管中的重要研究,也是經濟管理面臨的棘手問題。
2.盈余管理的存在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條件。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可以預見人們不可能完全解決契約磨擦和溝通磨擦的問題。尤其是在信息交流方面,代理人永遠都會擁有一部分私人信息,這些信息永遠都不可能被委托人或其他會計信息使用者完全知曉。因為,不允許這樣做,成本效益原則也不贊成這樣做,技術上也還存在問題。因此,盈余管理將會繼續存在下去,透過法律、規則和人力是不可能把它完全消除的,除非市場經濟也不再存在了。
3.既然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無法透過法律、規則和人力去消除盈余管理問題,那么我們就應當對盈余管理的客觀存在有一個的觀念和正確的認識,用平靜的心態對待它。既不能讓它放任自流,也不可能完全杜絕。要達成這種共識,投資者等委托人以及會計信息的其他使用者也要有這種認識。從社會的角度講,政府和有關社會團體有責任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特別是有效的資本市場和證券市場,制定和完善規范會計報告的相關法律、制度和公認會計原則,加強外部監管。從的角度看,有關方面(如投資者、經營管理者等)要盡可能簽訂完善的契約、合同,代理人要樹立正確的商業倫理道德,依法經營、道德管理。此外,委托人以及會計信息的其他使用者還有必要掌握識別盈余管理的知識和技能,能根據其特定的決策需要對會計數據或報告盈利作出適當的調整。
四、盈余管理實證研究及其深遠
在盈余管理研究的大量中,可以將它們粗略地分成三大類。一是收益平滑。對收益平滑的研究著重于降低不同時期盈利的起伏,主要目的是方便未來盈利的預測并減小市場風險。二是基于契約觀點(contracting view)的盈余管理。研究發現,有的契約是以會計數據為基礎的,而另外一些則與會計信息有著隱含的聯系。其中,前者即顯現契約(explicit contracts),有管理報酬計劃、債務協議、稅收和管制等。在研究中,一般都發現了上述契約影響盈余管理的支持證據。與會計數據間接有關的契約還包括勞資合同、代理人競爭和主管的變動、審計合約、對外募股、公司治理制度等。與第一類契約相比,這些契約與盈余管理的關系則要復雜得多。三是計量問題。
學術界對盈余管理的研究大都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在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中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包括兩個大的方面:
一方面,將盈利區分為操縱過的和沒有操縱過的部分。一般說來,公司的報告盈利由現金流量和對現金流量的會計調整兩部分組成,后者稱之為應計部分(accruals)。總體應計部分可進一步拆分為非主觀應計部分(nondiscretionary accruals)和主觀應計部分(discretionary accruals)。在這里要說明一下非主觀應計部分和主觀應計部分兩個概念。其中,非主觀應計部分秉承了創造應計會計的原本目的,即提高會計信息的質量使之能夠更加準確地反映企業在特定時點的財務狀況和特定時期的財務成果。因此,非主觀應計部分是在尊重客觀經濟現實的前提下,對由于現金收付時點與交易事項發生時點不一致這一時差所產生的影響進行調整。這種調整是相對客觀的,強調的是尊重客觀經濟現實,是在公認會計原則的約束范圍內完成的。與非主觀應計部分相對應,主觀應計部分則是企業基于特定私人利益目的,在某一或某些特定時期通過對經濟交易的刻意安排和財務報告的刻意調整創造出符合其需要的報告盈利。這種調整可以利用公認會計原則的彈性在公認會計原則約束范圍內完成,但也可能超出公認會計原則的框架。在對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中,有四種主要模型以及以它們為基礎的改進或衍生模型被較為廣泛的采用以度量主觀應計部分。這四種模型分別是希利模型(Healy model)、迪安龍模型(DeAngelo model)、瓊斯模型(Jones model)和行業模型(industry model)。這四種模型的核心均在于對非主觀應計部分的假設或處理上。在希利模型和迪安戈模型中,非主觀應計部分從總體上看被假定為在各個考察期間保持不變,進而借由對比總體應計部分來判斷樣本在特定期間是否存在主觀應計部分。瓊斯模型和行業模型則釋放了非主觀應計部分在各個考察期間保持不變的假定,借助較長的時間序列或大容量的行業配對樣本,運用多元線性回歸等統計工具計量非主觀應計部分,是較為復雜但更精確的計量模型。
另一方面,對盈余管理的種種情形進行解釋。例如,有的被解釋為管理激勵引起的盈余管理。在管理激勵引起的盈余管理中,又有多種具體的解釋,如報酬契約、代理人競爭和債務契約等。有的被解釋為成本激勵引起的盈余管理。在政治成本激勵引起的盈余管理中,也存在多種多樣的具體情況,如院外游說、政府管制,甚至勞資談判。此外,還有其它一些特殊的解釋,如以股利為基礎的盈余管理。以節稅為目的的盈余管理、困境的盈余管理、運用盈余管理進行風險管理、IPO過程的盈余管理等等。
在過去的20年間,有一大批盈余管理的實證成果發表。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不僅對實務和公認會計原則的制訂產生了深遠的,而且還大大地促進了會計及其研究的。其意義主要有:
1.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加深了人們對應計制會計的認識,對現金流量表的推廣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現金為王”(cash is king)的觀念在工商管理界非常普遍。現金流量表和“現金為王”的觀念為什么會在80年代末期開始流行開來,有其特定的背景,但也與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密切相關。因為,通過研究發現了大量的人為地操縱盈利的行為,會計數據成為數字游戲。通過研究還發現了操縱盈利的行為主要是來自企業管理當局對應計制會計的局限性的過分利用,鉆了很多應計制會計的空子。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人們將現金收付制發展成現金流量基礎(cash basis)。
2.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加速了公認會計原則的完善和發展,尤其是表現在增加對外財務報告的透明度方面。前面談到,溝通磨擦是盈余管理生存的重要條件之一。為什么會有溝通磨擦,原因在于信息不對稱,代理人知道的很多信息,委托人可能知之甚少。要改善這個,增加對外財務報告的透明度是必不可少的。近年來,各國公認會計原則和國際會計準則的修訂、新準則的立項和制訂都是朝著這一方向發展的。
3.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不僅自身成為現代會計理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還大大促進了現代會計理論及其研究方法的發展。據《會計與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7年所做的一項統計,發表在該雜志上有關“契約”話題的論文1979-1986、1987-1991、1992-1996年間總共分別為28、25和49篇,占該雜志同期發表論文總數的35%、29%和48%。在這些有關契約話題的論文中,直接采用實證方法研究管理報酬(management compensation)契約的就分別有11、4和12篇。由此可見,盈余管理實證研究本身就在現代會計理論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也促進了會計與資本市場、審計、盈利預測、行為會計以及所得稅會計等領域的研究。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還對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組織行為與控制、績效評估與報酬計劃、證券市場監管等一系列理論與實務問題的解決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會計學術界對盈余管理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也還存在不少問題。其中最為主要的問題是:各種各樣的盈余管理實證研究的結果迄今還有非常大的差別。主要原因有:盈余管理實證研究中采用了不夠嚴密的方法將盈利劃分為操縱過的和沒有操縱的部分;對盈余管理的大多數實證研究都只限于某一時期或某一項目;對盈余管理的解釋太狹義;代理人隱瞞其操縱盈利的手法,不利于收集盈余管理實證研究所需的數據;委托人自愿讓代理人隱瞞信息;盈余管理很可能是由兩個或多個因素導致的,大多數的實證研究只著重于一個因素,研究結果當然不夠理想。可以預期,未來的盈余管理研究不僅要進一步解決以上問題,而且還要特別注意研究盈余管理對股價和資源配置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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