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司法改革的主體

　　正值整個司法系統上上下下都在不斷地探索和推進司法改革的時候，張志銘教授眼疾手快，敏銳地提出了司法改革的主體適格問題。聽起來不大通俗的所謂主體適格，其實就是在某些關系重大的領域或事務方面，誰可以作出改革決策的問題。志銘以一家基層法院最近推出的“先例判決制度”為例，指出這樣的改革雖然精神可嘉，但是卻無意之中侵奪了在我國只有立法機構才享有的“造法”權力。這樣的僭越行為，休說是一個基層法院，就是最高法院也是不可輕舉妄動的。

　　這無疑是一個牽涉到我們的司法改革的全局性大問題。拜讀之余，我不免聯想到這些年來我們的許多司法改革措施，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它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由一些中級甚至基層法院首創的。由于這些年來一直專注于司法改革，我有機會到各地法院做調研，接觸到一些頗具改革精神的基層法院的法官以及院長們，每每受到他們改革與創新魄力的感染，有時還曾寫文為這些改革舉措而叫好。青島市中院的“主審法官制”，成都市中院的“審判長選任制”，浙江臺州市路橋區法院對審判委員會功能的徹底改造，煙臺市開發區法院在案件流程以及法院管理方面的獨到探索，大慶市龍鳳區法院的柜臺式立案，東營市東營區的取消“院長分管制”，廈門市思明區率先敲響法槌……凡此種種，都令我印象深刻，其中不少創新引發了法院系統內外相當的關注，有些已經得到最高法院的贊許并在全國范圍內推廣。

　　難道說這樣的改革措施都不應該推出？假如過去的這些年間各地法院都按兵不動，一味地等待最高層發號施令，那么我們的司法改革是否能夠有今天這樣的局面，真正是一個大疑問呢。

　　仔細讀來，志銘對基層法院在司法改革中的適格性加以質疑的論據有三：第一，“司法制度是國家的根本制度之一，關系到國計民生、政制穩定，原則上是不能動輒改之的�！钡诙�，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們已經建立了基本的法律框架”，因此，過去的那種-這是我的理解-大張旗鼓式的改革時代已經過去了，而且，改革的泛濫反而導致一種反法治的效果。第三，作者又把改革開放的效果推演到司法和法律之外，影響及于更廣泛的制度以及觀念層面。“中國社會已經確立了各種新的、合理的制度和觀念，從整體上說，我們將從一個改革的時代，逐漸進入一個改革與因循并存的時代，并最終建立一個以因循為主的穩定平和的社會�！�

　　我覺得，志銘的上述論證有進一步商量的必要。第一個論據也許正好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恰好是因為司法制度是根本制度，關系重大，所以對其中的弊端才更需要下大氣力加以革除，否則就會危及國計民生、政制穩定。也許問題并不在于基層法院該不該進行改革，而是要區別哪些當為，哪些不可為。很明顯，志銘作為例證的那項改革確實是基層法院不可為者。雖然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同樣的案件同等的對待，但是，一個基層法院特立獨行地宣布要確立遵循本院先例原則，卻不僅是蠶食立法權，而且會傷害法制的統一。因為一個基層法院的管轄區域通常相當狹小，自己單獨遵循自家先例，固然有助于本院轄區內司法準則的統一，但是卻不可避免地帶來整個國家法律標準上類似于“方言島”式的效應，跟日益市場化的現代社會需求必然是格格不入的。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即使是實行判例法的英國美國，能夠創立具有約束力的先例的也只是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而非基層法院。盡管如此，我們不可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并不是所有重要的司法改革措施都涉及到法制統一問題，也不是凡改革都會帶來造法的后果。例如在法院管理領域，各級法院包括基層法院都有很大的改革空間，許多具體制度需要建立或改造。

　　我對志銘第二和第三個論據也有些不同的看法。的確，改革二十多年催生了基本的法律框架，我們在治國的許多方面都已經有章可循了。然而，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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