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相齊與梭倫立法---對法律改革的思索

　　中國與西歐在環境、氣候上有相當差異，而在這大的差異下，如果對某寫較小的區域來進行探索、研究，也會找到某些相近似的狀況。然而，在相近的環境、歷史狀況下，所面臨的問題即使有相似性，但人們選擇處理問題的方式卻會有不同的模式，而在尋求有異又有相同的模式來解決具有相似性的問題時，所得出的社會效果及歷史影響也必然會既有相近又有相異的。

　　在公元前7世紀到公元前6世紀之間，在東方東海之濱的中國和西方地中海沿岸的雅典相繼出現了倆個對各自國家的歷史、法律都有深遠影響的改革家-管仲、梭倫。它們通過改革立法使各自的邦國日漸強盛，并為日后在各自地區成為盟主奠定基礎。現在與全球化風潮之下，即各國面臨的全球環境、政治秩序、法律秩序趨于一致而又存相異的大前提下，對兩位先賢在他們的時代所運用的模式進行一些比較，也許對我們當今的改革做一番思索是有所裨益的。

　　個人經歷之異同

　　管仲（？-BC645（643））又稱夷吾、敬仲，字仲，穎上人。其出身在平民或者貴族之間，資料各說不一。從史記的記載中可知 ，管仲年輕時曾與鮑叔牙一同經商。但在經商沒多久后，倆人各事其主。在公子糾和公子小白爭奪齊國君主之位的斗爭中，小白勝而為君，管仲而受辱乃幽囚。后經鮑叔牙引薦而始輔齊，此后主齊輔政四十余年，管仲采用一系列改革，促進齊國政治、經濟得以長足發展，使齊國日益富強，終助齊君桓公成就霸業，并使齊桓公成為春秋諸國之盟主多年，后于齊國之相位上辭世。

　　梭倫（約BC638-BC559）古代雅典著名的改革家、立法家和詩人。他作為古代希臘謙和美德的集中體現者，被譽為古希臘頗有名望的七賢之一。梭倫是雅典薩拉米斯貴族后裔，但由于其父樂善好施，到梭倫年輕時，家庭經濟已不寬裕。故他就外出做生意，以養家需。同時體會外出經營商業的酸甜苦辣，并游歷地中海沿岸城邦。其足跡遍及希臘許多城邦及小亞細亞等地，他了解各地風土人情，考察各種社會制度，結交各地名賢之人。后因薩拉米斯大捷而聲震雅典，并因他的才華和人品使其聲望和威信在雅典人心中逐漸提高，在雅典各階層都有一定的認可度。終于在BC594年成為九執政中的第一執政（首席執政官），此后他開始立法變革。于執政二十二年之后，在雅典人發誓十年不改其法律的誓言的情況下而離開雅典，遠行至埃及等地進行游歷，周游各地十年后梭倫返回雅典，又與僭主庇西特拉圖做了抗爭，最后終老雅典。

　　從兩者的經歷中能看出倆人都曾經作為商業從事者于所在地域游歷，并獲取了詳實的資料，這為兩人在后來擔任改革重任時（盡管一位是輔政者，一位是主政者），都能制定出切合他們所在時代和所在區域的實際狀況的策略打下堅實基礎。用太史公之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來表述兩位先賢不畏艱難，四處經商尋求利益是有一定切合之語。

　　但是兩位先賢由于諸多情況，各自的經歷又是相當有差異的。首先，兩者在經商的成績上有所不同。

　　史記中雖未記載管仲經商成功與否，但從管仲言“吾始困時，嘗于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 可知，至少在管仲和鮑叔之間，管仲的經營資力出于下位。“吾嘗與鮑叔謀事以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只時有利不利也。” 可推知其在商業經營中沒有獲得較大成功才謀事以更窮困。加之西周商人的地位并不是較高，能否推算管仲在商業經營上雖然獲得一定成績，但很快就轉入予他人謀其事的方向，即成為謀劃策事之人。而梭倫則如亞里士多德所言“梭倫在出身與名望方面均屬上等階層，但在財富與現實地位方面屬于中等階層。” ，可知其在家道漸微之時，含辛茹苦，勵精圖治，恢復其經濟實力，使他處于中上等的地位，但仍然不是大工商主的地位。其較管子的社會地位已經不同，這其中原因與希臘原本就對商業不貶有關，商業的成功有益于社會綜合地位的提升。這些使兩人在后來的策事時所采取的方略有所不同。

　　其次，兩人改革的權力之獲取方式不同。管子經過公子糾與公子小白之爭，已處于幽囚，在鮑叔的舉薦下方為桓公（小白）所用，后漸握相權。而梭倫則是在薩拉米斯之戰中獲得威望，又因其原系雅典望族，故在雅典各階層獲得認可，經公推而成為首席執政官。這樣就必然形成兩人在改革中尋求之目的有差異，管子必須協調其上位之人的意志與社會現實，且以上位之人（君主）的意志為首位；而梭倫則以協調各階層的意志與社會現實，往往以社會現實為首位，尋求各階層之共益。

　　再次，兩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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