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及對策

關鍵詞:城鄉差距;認識誤區;基本公共服務;制度轉型

中圖分類號:F12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751(2000)01-0016-03

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內部的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16上升到1995年的0.28,尚處于合理區間,說明盡管這些年城市有一部分暴富,但大多數居民的收入差距尚不顯著。農村內部的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5年的0.34,表明農村由于各個家庭成為獨立經濟主體,收入分配差距比城市要高,全國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317上升到1995年的0.445,已達到相當高的程度,且比城市農村基尼系數要高出許多,顯示出城鄉差距目前仍較大,且改革開放以來,這一差距是擴大了,更為重要的是,農村、城市、全國的基尼系數都呈擴大趨勢〔1〕。福利指數表〔2〕改革階段第一階段(83年為例)第二階段(88年為例)第三階段(91年為例)第四階段(95年為例)福利指數農村A2454094911041城市B47291513023087全國C2634465841256從表中可看出,整個改革時期尤其是90年代福利指數有大幅上漲,全國居民總體上而言,生活水平提高很快,這也是改革能得到廣大人民擁護、真心贊同的重要原因,但也應看到,由于農村人口比例大,且城鄉差距過于顯著(進入90年代,這一差距迅速拉大了),所以全國的福利指數并不高。

1997年,我國城鎮最富有的1/5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46%,最貧困的1/5家庭僅占收入的6.04%〔3〕,表明目前形勢下,收入分配差距繼續呈擴大趨勢。

二、影響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

1、認識上的誤區。如何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呢?傳統體制下,我們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本來是為實現理想中的“公平”,結果窒息了勞動者的積極性,也葬送了效率,帶來的是“共貧”。所以,改革也就從打破平均主義入手,如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城市中的工資和效益掛鉤制度。隨著效率的提高,同時也使得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在八十年代,尚不嚴竣,九十年代以后,這一狀況明顯起來,引起大家對它的重新關注。政府的態度很明確,即“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可在實際中,由于“兼顧公平”需要政府支付一定的成本(如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犧牲經濟增長,所以只講效率、不顧公平的事在各地時有發生。加上過去吃“大鍋飯”的弊端,有些人認為一談公平,便有搞平均主義的嫌疑。事實上,盡管對公平有多種理解,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分配結果上的平均主義和收入相差懸殊都不是公平的體現。如果一些政府部門因怕人家說搞“平均主義”而不敢對收入相差懸殊進行調節甚至人為的拉大差距,那就是認識上的誤區了。

在理論界,面對收入差距的擴大,許多人從發展經濟學上找依據,主要是庫茨涅茲的“倒U型”理論和劉易斯的勞動剩余模型。從而認為收入差距擴大是暫時的,只要我們經濟發達了,實現了工業化,則這一問題自然會解決,因此,當前的任務就是保證經濟增長,而不要在公平上作過多的文章。實際上,庫茨涅茲的“倒U型”理論,只是根據一些可信度較低的數據而進行實證分析的結果〔4〕。劉易斯的模型是在“勞動力剩余”前提下,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部門轉移的一個理論〔5〕,對于中國這樣大的發展中國家,由于農村人口龐大,這個轉移過程將是漫長的,而且若考慮部門內部的轉移,則這個轉移過程在中國不僅漫長而且收入差距會很大。所以,就會有一個“穩定”的問題,社會得不到穩定,任何發展都無從談起。當然,這里并不主張不講增長,因為沒有增長即使最“公平”也只是“共貧”而已,所以走“增長與公平并重”〔6〕的道路對于我們國家可取性更大,即政府主要承擔公平責任,市場則追逐效率,實現增長與公平的統一。

我國城鄉差距之所以顯著,這與政府長期的認識和采用的政策有較大的關系。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為了支撐工業的發展,國家采用人為的方式使資源從農業向工業轉移。同時政府不允許農民“進城”,認為如果允許農民“進城”的話,可能導致現有城市規模急劇膨脹,引發許多社會問題,而且,政府要給城市居民各種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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