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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合理化理論的科學史語境論文
在古典社會學家當中，只有馬克斯·韋伯擺脫了歷史哲學思想的前提和進化論的基本
立場，而且把歐洲的現代化理解為具有普遍歷史意義的合理化過程的結果。韋伯用一般的
經驗研究揭示了合理化的過程，但他并沒有從經驗主義的角度曲解合理化過程，沒有使合
理性內容在社會學習過程中消失殆盡。韋伯留下來的著作都是一些斷片；但合理化理論是
其中的一條主線，我們可以用它把韋伯的理論全貌建構起來；這些解釋視角在20世紀20年
代的哲學討論中一度占據主導地位【1】，可是，后來被嚴格的社會學研究（比如對《經
濟與社會》的研究）排擠到了一邊，但在最近的韋伯研究中又開始抬頭【2】。這些觀點
認為，韋伯的著作是一個整體；而由此恰恰暴露出了一些有益的矛盾。宗教歷史的解神秘
化過程是西方理性主義出現的一個必要的內在條件，韋伯分析了這個過程，而且借助的是
一個復雜而含糊的合理性概念；相反，合理性概念在分析社會合理化的現代過程中可以把
有限的目的理性當作主導觀念。韋伯、馬克思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所使用的都是這個
概念。我想首先對他們的三種觀點概略地加以比較，由此來闡明我的提問立場【3】。
馬克思認為，社會合理化就是生產力的大發展，具體而言，就是經驗知識的增長、生
產技術的改進、社會勞動力的有效動員、訓練以及組織等。相反，生產關系是社會權力的
分配制度，也是生產工具的調節制度，只有在生產力所發揮的合理化壓力下才會出現變革
。韋伯對資本主義經濟和現代國家的制度框架則有另外一番評價，他認為，資本主義的制
度框架不是束縛合理化力量的生產關系，而是目的理性行為的亞系統（Subsysteme），正
是在這些亞系統當中，西方理性主義才獲得了社會意義。當然，韋伯也對社會關系的物化
（作為官僚化的后果）表示擔憂，因為它遏制了合理的生活方式。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以
及后來的馬爾庫塞，都是從韋伯的角度去理解馬克思的。在工具理性范疇下，統治自然的
合理性與階級統治的非理性融為了一體，獲得解放的生產力加固了異化的生產關系。《啟
蒙辯證法》（Dialektik der Aufklaerung）消除了韋伯面對合理化進程尚還抱有的矛盾
，他們毫不猶豫地糾正了馬克思的實證立場。知識和技術，在馬克思看來是一種絕對的解
放力量，可它們自身卻成為了社會壓迫的工具。
我在這里關注的不是三種立場究竟有怎樣的正確性，而是它們共有的理論弱點。一方
面，馬克思、韋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都認為，所謂社會合理化，就是指行為關系當
中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的增長；另一方面，他們又都在思考，一種總體性的社會合理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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