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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家齊爾品對中國音樂民族化發展的影響論文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對賀綠汀(牧童短笛)的誕生所引發的思考，以20世紀西方音樂的特點和中國音樂的狀況，來分析西方音樂與中國音樂民族化發展中的相互影響。
關鍵詞：齊爾品 西方音樂 中國音樂民族化發展
我國著名作曲家賀綠汀的鋼琴小品《牧童短笛》，那清新、流暢的線條，呼應、對答式的二聲部復調旋律，成功地模仿出中國竹笛的特色，向聽眾展示了一幅傳統的中國水墨畫，仿佛讓人們看到了江南水鄉，一位牧童騎在牛背上悠閑自得地吹著牧笛。該曲具有典型的中國民間風格，是馳名世界的中國優秀鋼琴作品之一。
1934年，歐洲著名作曲家、鋼琴家亞歷山大·齊爾品當時以專門彈奏自己的作品而享譽歐美。他來中國本來只打算停留數周，然而在他抵達中國后的幾個禮拜之中，他卻對中國、中國當時的音樂情況與中國的傳統音樂產生了極大的感情。這種情感使他在中國停留的時間延長到約3年之久，一向以專彈自己作品出名的齊爾品，居然向中國要求一首供他在“其他各國演奏”之用而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樂曲，在當時上海的《音樂雜志》上就出現一則“齊爾品征求有中國風味的鋼琴曲”的啟事。當時正在上海國立音專求學的賀綠汀以《牧童短笛》應征，榮獲頭獎。從此，鋼琴小品《牧童短笛》排入了齊爾品演奏會的節目單上，每場音樂會必然有中國作曲家的作品。在張己任著的《談樂錄》中《齊爾品與中國音樂》一文中充分肯定了齊爾品對中國音樂發展所起的作用。而本人認為，中國音樂的發展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同時對西方音樂的發展也起著極大作用。
20世紀，浪漫主義的音樂語言和風格占統治地位的西方音樂似乎走到了邊緣，各種各樣的音樂語言和風格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主要原因是：20世紀先后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社會動蕩，矛盾加劇。世界的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這必然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心理，從而在音樂創作中得以充分的反映。我們可以在巴托克、貝爾格、斯特拉文斯基、勛伯格等人的某些作品中感覺到，他們的音樂所表現的不是恬靜的田園生活，不是充滿幻想的內在世界，也不像印象主義那樣追求瞬間飄忽不定的感覺，更多的表現為真實的、渴望自由的人類思想感情。
20世紀的音樂與其他文學藝術一樣，呈現出多元發展的態勢。在音樂上，追求新的材料、新的語言、新的技法、新的內容，即流派繁多，更迭迅速，而且許多流派之間關系十分復雜：既有矛盾沖突，又相互交叉、影響和吸收。在音樂觀念上出現了新的特點：一些作曲家擺脫了浪漫主義的束縛，大力進行創新的傾向：作曲家采用現代工業化的題材取代浪漫時期音樂的題材，有的作曲家采用東方音樂語言，從印尼、印度、日本、朝鮮等非西方國家和民族音樂中汲取素材，借鑒音樂的表現手法，用現代技法創作，除了在歐洲音樂基礎上增加一點“異國情調”，還采用了新的調式、新的和聲、新的音程、新的織體以及新的記譜法、作曲法和表演形式等。
而20世紀初的中國音樂，在東西方音樂文化交匯，彼此：中撞融合中，開始了自己的歷史進程。當時的中國音樂處于急劇變化的轉型期，由傳統的封建社會農業文明中的音樂向現代工業文化中的音樂轉型。“學堂樂歌”運動是中國向西方音樂借鑒學習的開端，新辦的中小學校成了西方音樂向中國傳播的重要渠道。當時的音樂人士紛紛攻擊中國的傳統音樂，提倡歐美音樂，他們認為西方音樂能夠振奮民族精神，提高國民志氣。一些喜愛音樂的愛國青年，跑到日本去“取經”，將日本引進歐美音樂的成功經驗運用到中國來。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歐美留學的馬思聰、冼星海、譚小麟、丁善德等音樂家帶來了西方的現代音樂；此時的中國，卻呈西洋“古”樂流行，中國本身的音樂傳統備受冷落，“音樂”逐漸成了西樂的代名詞。
此時，來中國進行學術交流的歐美音樂家、鋼琴家齊爾品的“歐亞合璧”的創作理念，對中國作曲家有著深刻的影響。此時的齊爾品正處在西方音樂的創新時代，“尋找音樂的新資源”是他來中國的主要目的，他認為一位作曲家的創作不應在音樂學院里，而應該在鄉間、市井小民聚集的地方，他希望在各地的旅行中能尋找一些在歐洲已經消逝了的東西—…在抵達中國幾個禮拜后，就已經注意到當時的中國音樂缺乏對20世紀音樂的認識，他認為：中國已經吸收了許多我們現代文化的產品，而且與他們仍類似中古時代的社會結構融合得很好，在音樂上，必須有中、西方共同的語言來進行交流，這個共同的語言就是20世紀的音樂語言。齊爾品相信在中國作曲家把本國音樂與20世紀歐美的音樂語法融會貫通后，中國音樂自然可以與歐美的音樂并駕齊驅，而不需要在后頭追趕。他創作了許多具有中國風味的樂曲：op51No3中第九首江南的《紫竹調》、第十首河北的《探親家》、op71中的第四首云南的《新年》、第六首內蒙的《虹彩妹妹》、op95中第二、六首新疆的《馬車夫之歌入《青春舞曲》、《五首音樂會練習曲》，op52成功地用鋼琴來模仿中國的《古琴》(N02)、《敬獻中華》(N03)及中國的木魚《歌謠》……中國的琵琶代表作《敬獻中華》就是齊爾品在研究中國音樂與中國樂器之后的作品。而《牧童短笛》是一個中國人在學習西方音樂與西方樂器之后的成果。這兩首樂曲都是把中國音樂的特色與中國樂器的語法，在西方樂器中表現出來了。這正是20世紀西方音樂“民族樂派”的創作途徑，同時也喚起了人們對中國音樂民族性的覺悟，指明了中國音樂發展的道路，一條中國音樂創作的可行之路，中國傳統音樂重新被重視。臺灣作曲家江文也在他的影響下創作了許多現代音樂風格的作品，在這以后的17年間，中國音樂的民族風格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在繼承民族民間音樂優秀傳統和借鑒西方先進音樂經驗的基礎上，創造與世界先進國家發達音樂文化并駕齊驅的現代中國民族樂派。
參考文獻
①鐘子林著《西方現代音樂概述》，人民音樂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②喬建中著《中國音樂》，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③于潤洋著《西方音樂通史》，上海音樂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④張己任著(談樂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⑤蔡良玉、梁茂喜著(世界藝術史·音樂卷)，東方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⑥參見甘壁華(阿·齊爾品和索·古貝多琳娜作品中的東方特點及其比較研究)，載(音樂藝術)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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