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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質量與幸福感:基于中國三個城市調查數據的比較研究
摘 要: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幸福感的研究已經從關注物質條件因素的測量轉向對主觀因素的強調。研究進一步拓展對于這一議題的討論。它采用社會質量的分析方法來探索社會因素對于幸福感的影響。其使用的數據來自于2011年至2012年間在杭州、廈門、深圳三市進行的社會質量調查,并通過對調查資料的分析來揭示社會質量因素與幸福感的相關性。研究證明,雖然社會質量四個維度的各種因素對人們幸福感的影響存在著差異,但這些因素總體來說與幸福感仍然高度相關。該研究目的在于把社會質量的研究與生活質量的研究和幸福感的研究建立起聯系,從而擴展社會質量研究的議題領域。
關鍵詞:幸福感;主觀幸福感;社會質量;社會凝聚力;社會政策
作者簡介:林 卡,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保障和風險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 杭州 310058)
譯者簡介:呂浩然,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保障專業博士生(浙江 杭州 310058)
一、導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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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對于幸福感的研究的發展進程展示了人們在這一問題領域中研究興趣的轉變:從強調客觀因素的作用向主觀因素的作用轉化,從注重幸福感的經濟原因向心理原因轉化。這一趨勢又隨著在社會科學領域中不斷增長的現象學的影響得到強化,從而把幸福感研究引向對主觀認知的(甚至是哲學的)解釋中。這種趨勢自1960年代以來就逐漸形成,例如Bradburn 就堅稱幸福感應該是一種人們積極和消極情緒的平衡?q?;其后的研究者例如Ryff et al.更強調幸福感是與個人潛能和能力相關的個人的主觀感覺?r?。
盡管如此,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許多學者仍然強調經濟發展是幸福感的基礎。例如,Lever在墨西哥的調查顯示,社會中貧困群體的幸福感也低,而富裕群體的幸福感相對較高?s?。Diener et al.通過分析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得出收入與幸福感之間呈正相關性的結論?t?。來自中國的一些調查結論也證明,增加收入與提升幸福感二者間存在著高度相關性?u?。
由此,關于幸福感本質的爭論在繼續著――幸福感究竟是經濟增長的函數還是心理或主觀的感受,幸福感的驅動力來自于經濟因素抑或心理因素?v?。要回答這些問題,人們常常采用生活質量理論(QoL)從個體的角度來研究。這一理論反映物質生活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幸福感狀況,從而反映出人們的生活質量狀況。
但是,幸福感的研究應該要超越經濟的和心理的因素而考察社會因素的作用。許多社會因素,包括公正和社會資本,人口因素和環境因素,都對幸福感起著重要作用?w?。這些影響因素可以涉及社會保障、公共秩序、社會安定、社會凝聚力、社會參與等等。它們影響著人們對于幸福感的判斷。研究這些社會因素可以促使我們理解一些從新興工業化國家中所觀察到的現象,即隨著經濟發展,民眾的幸福感也在不斷下降?x?。
為了研究這些社會狀況,我們可以采用社會質量(SQ)的方法來展開分析。社會質量理論提供了四個維度的分析框架:與收入、住房和工作相關的社會經濟保障維度;與社會信任和社會團結相關的社會凝聚維度;與社會群體問題相關的社會包容維度;與社會資本、信息開放、組織及公共參與相關的社會參與維度?y????。以這一方法來分析幸福感,可以補充那些從經濟理性和心理視角來展開的對于幸福感分析的不足。
為此,本研究采用社會質量理論的視角來分析幸福感狀況。它使用來自于中國的三個城市的調查數據來討論幸福感問題,從而比較生活質量理論與社會質量理論的特點。使用生活質量指標可以通過評估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狀況來反映客觀的和主觀的生活良好狀態,但這個視角難以確定物質世界和人們的幸福感狀況與社會進步之間的邏輯聯系。這就要求我們從社會質量的視角來闡發社會生活狀況與幸福感的關系。本論文研究生活質量和社會質量的分析方法的運用及其對于研究幸福感問題的有效性。
二、研究數據與幸福感
根據上述背景,我們首先要確認調查研究的對象。在本研究中,調查樣本來自于杭州、廈門和深圳三地。這三個位于中國東部沿海的城市,其城市基礎設施完善,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也較高。以2012年為例,杭州的人均GDP為14 105美元,廈門為12 415美元,深圳為15 846美元???,均遠高于6 100美元的全國水平。從人口數量上來說,廈門居民為354萬,杭州為871萬,深圳為1 036萬。
在數據采集中,我們選取一些社區進行調研,綜合考慮了性別、年齡、經濟狀況和生活標準這些因素,并從不同的地區選取個案。我們從三個城市分別選取了1 000例個案并采用隨機走訪的方式進行入戶調查。調查問卷來自于亞洲社會質量研究聯合會,這些問卷已成功運用于一些亞洲國家社會質量的調研???。本論文使用的調查數據來自于2011至2012年間由浙江大學和廈門大學的研究人員所開展的社會質量調查。表1反映了受訪者的基本特征。
本研究所采用的數據分析方法包括單因素方差分析、相關分析和線性回歸分析。表2包含了問卷調查的關鍵問題的數據:“總的來說,你認為你在日常生活幸福嗎?”我們將受訪者分為以下三個年齡組:17歲~29歲(青年組),30歲~59歲(中年組),60歲以上(老年組)。研究假定17歲以下的受訪者對于問卷的理解能力有限,因而所選取的受訪者均為17歲以上。此外,我們根據“月收入”這一指標將調查對象劃分為收入較高和收入較低兩組人群。確定高低的標準有二:高于所在地城市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低于人均月工資收入。根據2012年的統計數據,這兩個標準在杭州分別是2 838元和2 951元,在廈門分別是2 797元和3 223元,在深圳分別是3 042元和3 829元。在這些調查數據中,我們使用1~10的評分標準來計算統計結果,并使用5.5為中值來進行衡量。根據統計分析的結果,人們對于生活的總體滿意度在杭州為5.74,廈門為6.38,深圳為6.46,均高于5.5的中位值。這意味著受訪者大體上滿意自己的生活狀態(見表2)。 要展開進一步的分析,我們把幸福感的得分結果按照不同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以及戶籍來加以區分和研究。盡管三座城市的調研數據會有所差異,但總體狀況是,性別和年齡對幸福感影響較小,而收入、居住地(戶籍)及教育程度則對幸福感影響顯著(見表2中的F檢驗)。表3考察了受訪者對于其生活各個方面的滿意度的均值及與幸福感的相關度。對這些因素的考察反映出人們的物質生活狀況與幸福感緊密關聯,并呈正相關性。這些驗證結果確認了傳統的假設,即經濟發展與幸福感之間存在著正相關性。這種判斷也與中國大陸的一些研究相契合,認為貧困問題是導致不幸福感的基本原因???,以及影響生活質量和幸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食物、住房、教育、電子設施和旅游???。
除了物質生活條件的因素之外,我們還發現了人們對于社會和幸福的看法和感覺也影響到他們的幸福感程度。主觀幸福感的指標不僅關注一些心理狀況,如焦慮、憂愁和抑郁???,也與人們對他們生活狀態的體驗有關。本研究通過民眾對其日常生活各方面狀況的自我評估來揭示其與幸福感的關系(見表4)。另外,人們對于未來的樂觀看法也與幸福感存在著顯著的相關關系。因此,雖然幸福感的體驗比較個體化,但它顯然也受到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
為了分析影響幸福感的社會原因,我們可以采用社會質量理論展開分析。為此,我們沿著社會質量的四個維度進一步分析社會生活情況。在每個維度上我們都會選擇相應的指標并進行評估。從社會質量的視角來進行考察,我們可以評估社會凝聚力對幸福感的影響以及社會賦權和社會保障對民眾行為的影響。這些因素都可以增進形成一個積極的公民社會,并使社會中的民眾具有較高的幸福感。
三、社會質量視角下的社會因素及與幸福感的相關性分析
對于一個社會的社會質量狀況的考察可以從以下四個維度展開:首先是社會經濟保障,其中包括三個指標:家庭開支的負擔程度(非常重、很重、一般、沒有壓力,在0-1范圍內計分);當家庭贍養者在失業時是否得到社會幫助(包括以下七類:養老金、社會救助、失業福利、家庭支持、親戚支援、臨時工作和個人儲蓄,“是”“否”以1,0計分);家庭收入的自我評估和與其他家庭的收入比較。這些指標可以較為客觀地反映人們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情況。其第一個指標是通過家庭的實際花費來評估家庭經濟收入,而第三個指標是通過家庭收入的比較來反映的。
值得強調的是,社會經濟保障指標不僅能夠反映一個家庭的富裕程度,也反映這個家庭所享有的經濟保障的程度。由此,上述的第二個問題即在失業后這個家庭的生計如何維護問題就成了社會經濟保障的問題。根據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我們可以通過以下方式來計算社會經濟情況的狀況:F1=[家庭花費/3+(家庭失業時的收入)/7+家庭收入狀況]/3。計算表明,社會經濟因素與幸福感之間存在著顯著相關性(見表5)。但我們也注意到在這三個指標中,第二個有關社會保障與幸福感的問題顯示兩者相關度較小。
為了驗證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為此我們選擇了一些社會保險項目來進行考察,包括國家運作的社保項目和商業化的人壽保險項目來反映人們的生活保障程度對幸福感的影響。我們用1代表參保者,以0代表未參保者。其結果如表6所表明:部分項目與幸福感存在著正相關,而另一些項目則呈負相關。據此,我們認為參加社會保障項目并不一定意味著其幸福感的提升,因為社會經濟保障因素對于民眾的生活保障十分重要甚至是獲得幸福的前提條件,但社會保障項目與幸福感之間并不存在著高度的相關性,因為參加社會保障項目對于達成幸福感來說是太低的要求。
在很大程度上,社會凝聚因素可以被看成是各種社會質量條件因素中的觀念因素(Lin,2011)。有關社會信任的問題可以反映民眾對于其社會的基本看法和社會中的社會團結狀況,從而構成了社會凝聚的價值基礎。要檢驗這一維度我們可以采用以下三個核心問題:一是直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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