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詩文中悲情意識及體驗之探討

    中國古典詩文中悲情意識及體驗之探討

王新芳(西北師范大學文史學院，甘肅蘭州730070)

      ［摘要］直面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現實，可以發現一種特殊的藝術經驗:大量詩文中流露出人生如寄、韶華不在、“悲從中來“的沉痛之感。文中從四個方面探討這種普遍存在于中國古典詩文中的悲情意識和體驗，并試從不同角度予以闡釋。

    ［關鍵詞］悲情;生命意識;詩歌

［中圖分類號］I207.22［文章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5136(2010)04－00128－03

     有文可證的歷史由來久矣，而只有到了《詩經》時代，中國古人才首次把人生世界中現實感性經驗的歡娛、凄惻、愛憎等用語言文字的形式確定下來，楚辭中表現出來的貶人骨髓的悲恨意識和幽怨情懷，將這種悲情意識推向一個更為廣泛的層面。時值兩漢魏晉，文人的悲情意識空前流行開來，特別是魏晉時期的名士不僅體會的是一己之悲，更有對宇宙生命的深思與憂慮，將之提升到另一個高度和深度。之后的唐詩宋詞中流露出的悲懷嘆惋和明清詩文中的感傷幽緒則是中國古典詩文中普遍情境的一脈相承。本文試從以下四個方面探討這種大量存在于中國古典詩文中悲情意識和體驗的原因。

    一、哲學基礎:人本困境

人作為“天地之精華，萬物之靈長”主宰著這個世界。作為個體生命存在意義上講，人駕馭不了的卻是他們自己。人一生有兩個基本欲求:一是生存的欲求，一是人生價值的追求。在對生命淺層次的個體生存的追求上，人們表現出的是強烈渴望;在對生命深層次的價值追求上，人們既有強烈的渴望，亦有著執著的追求，它是一種生存意識、生命意識在更高層次的表現。人們從骨子里來說，終生都在為此而苦苦掙扎和奮斗。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奮斗常常必須面對理想與現實、感情與理性、個人與社會等方面的沖突。而作為古代智識階層的文人，這種沖突在他們身上引起的震蕩與思考比之一般人又更為強烈。于是困惑與憂郁相伴，超脫與現實虬結，悲慨與苦悶糾結。特別是那些真正個人意義上的詠唱，那些個人意識特別強烈的作家，諸如:屈原、阮籍、李白、杜甫、李賀、蘇軾、辛棄疾等人，他們的作品所表現出的生命的憂思更顯示出非同一般的悲傷、悲涼、悲哀、悲憤之情，充滿了無盡的悲劇色彩。

    從認識角度而言，人對自身的審視是人走出混沌的關鍵一步。自人有了對自己較清醒的認識之后，人就從來沒有擺脫過死亡這一問題的糾纏與困惑、恐懼與焦慮。作為“人學”的文學，它在一定程度上、在不同視點上將人的這一心理歷程作了形象的闡釋。于是我們便在不同的文學作品里看到了相同的內心感受和體驗:即因為對生命的反思和憂慮而產生的悲情。而這種對生命的憂思有對個人前程命運的焦慮，更有對宇宙萬物發展的深刻思考。我們看到古代大家的源遠流長的詩篇，從本質上說還是這些悲情意識和體驗的充分流露，屈原的《離騷》、曹雪芹的《紅樓夢》即是如此，甚至于李白的浪漫主義詩歌里也與詩人內心深刻的憂思不無關系，這些偉大的詩人在作品中表現的不僅僅是一己之憂，更重要的是對國家、人民、人生和宇宙的反省和憂患意識。而作為詩人最大的灑脫(或者說是解脫)可能就是“詠詩解愁”，他們的詩文里可以淋漓盡致地表達對己、對人、對天的悲憂和感悟，這就回到了人為什么生存和生存為什么有如此之多困境的本源上來。

    中國古代智識階層的生存和發展的困境面臨著解決這些生命本源的問題。人一輩子不畏千辛萬苦，克服重重艱險，碌碌奔波，苦苦追求，弄得恓恓惶惶，疲憊不堪，他究竟為的是什么?不就是為了超越有限、可朽、短暫的存在以獲得無限、不朽和永恒嗎?可以說，人的這種超越欲是其一切活動的真正原動力，是人類文明的唯一源泉。中國古代的智識分子要想超越自己，超越生命，要突破的方面很多，因為在中國傳統的“樂感”文化中，作為生命本源的“悲感”就只能停留在內心，停留在潛層次上，所以中國古代詩文的“悲情”往往只是一種個人的悲天憐人，即使是對國、對民的憂思也只能化作一腔悲憤而無處可泄。作為大眾而言，這種“悲情”不會被當作一種主流意識，而個人意識和生命意識極強的那些真正意義上的詩人往往更能感受到人生苦短、歲月無情和世事艱難。更何況，人超越有限的本質欲望永遠只能得到短時的滿足，然后馬上又會變得不滿足，又得繼續追求那稍縱即逝、美麗動人的無限。

    二、文化傳統:天人合一

中國文化是內陸型、保存型的，“天人合一”的觀念一直把中國人的思維空間囿于一個情意綿綿、圓融飽滿的世界里，“天人合一”即人與自然的相親和，徐復觀在《中國藝術精神》中說:“在世界古代各文化系統中，沒有任何系統的文化，人與自然曾發生過像中國古代這樣的親和關系，這是因為中華民族的祖先生息之地大致在北半球的溫熱帶，這里土地肥沃，氣候溫潤，人們對天地自然一向懷有好感，而這樣的自然環境又很適合農耕文化的早期萌芽和發展，中國人因此由農業而進入文明”［1］。而農業文明造就宗法制社會形態—“家”、“國”一體，將整個民族看作了一個大家庭，從人與自然的親和到人與人之間的親緣是一個歷史的必然，這樣的文化哲學背景導致批判精神的喪失。

    因此中國詩文中的“悲情”更多表現為個人人生的痛楚，是人生苦短、青春易逝的“悲愁”，是個人政治抱負、宏圖大志難以實現的“悲憤”，是愛情婚姻不能美滿自由的“悲怨”和“悲恨”，有時是幾種感情色彩相互交織的“愁苦”、“怨憤”、“憤恨”等，它們以一種復調的形式在中國古典文學中沉吟。

    所以，劉鄂在《老殘游記·自序》中說:“《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于《西廂》，曹雪芹寄哭于《紅樓夢》”［2］。有“悲”才會“哭”，其中所表現出來的就是前文所提“怨”、“憤”、“恨”、“愁”的悲情復調，表現的同時也是化解，在思想觀念上，由于古代哲學、美學思想都極力在天人合一背景下強調一種和合精神，所以樂生之德和群體倫理是其重要內容，其中，儒家以積極的方式直言其“天行健”之精神，在社會人事方面極力張揚人的群體屬性;而道家則以消極的方式反著說天地大德的“無為”精神，在自然方面極力伸張人的精神自由。在這樣一個天地大德整合一切的文化背景中，關于“主體”、“個體”而或“有限”諸如此類的言說都不應當出現。這是因為:此種文化模式下的人永遠處于存在世界，他拒斥本質追問，從不把世界和自身對象化，從不將主體和客體分殊開來，永遠基于當下生命存在來言說自身。而且，尤為重要的是，此一文化理想是在濃郁的經驗傳統中凝練出來的，而不是在思維的邏輯演化中推導出來的。經驗人生中升華出來的人生理想主導著文化與審美中的方方面面，人若能夠成功地縱身于此理想之中，那么樂感精神就油然而生;但是，人生于世所面臨的第一現實并不是這樣一個神圣無比而又冠冕堂皇的文化想象，時間的有限、生命的短暫、肉體的速朽、精神的挫折、自由的求而不得以及生活中的現實苦難，這些最基本的經驗事實并不能被一個宏大的文化理想遮擋過去，諸如此類的存在現實所昭示的正是一種悲的意識。

    三、審美傳統:“詩可以怨”

《論語·陽貨》記載:“子日:‘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孔安國釋“怨”為“怨刺上政”，用哀怨之情和諷刺的方法來批評不合理的政治，對當權者進行蔑諫。“怨刺’詩在《詩經》中確實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比較真切地道出了社會的痼疾、君主的弊端、自身的感痛。司馬遷也承認“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詩人作詩，本來就是用詩來表達、渲泄自己的感情，《大雅》怨刺詩憤激中多說理、少譏刺，《小雅》言詞激切、情緒怨忍、鋒芒直銳，《國風》則更加率性自然，“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正是“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漢書·藝文志》)。“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朱熹《詩集傳序》)。情之所至，毫無功利可言。事實上，《國風》、《小雅》絕大部分是勞動者、饑者、征夫、思婦、戀人、棄婦、小吏、繽婦任情而發的抒情之作，即人們常說的諷刺性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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