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民族童謠的史載特點綜論

    漢民族童謠的史載特點綜論

·  霍美麗(宿州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安徽宿州234000)

· 摘　要:童謠在廣義上指主要傳唱于兒童口中的音節和諧的歌謠。根據保存下來的文本,由于社會觀念的不同,不同時期記載的童謠作品表現出不同的特色:明代以前保存下來的童謠主要是作為神學和政治附庸而存在,政治預言性是其主要特征;明代以后表現兒童現實生活和真實性情的童謠文本開始增多,并逐漸成為主流地位;當代記載的童謠作品則呈現出多元化傾向。

     關鍵詞:漢民族童謠;　歷史記載;　特點

    中圖分類號: I207·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1-9743 (2010) 10-0064-03

    Feature of the Han Nursery Rhymes Recorded HistoryHUOMei-li(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Anhui234000)Abstract: Nursery rhymes refer to harmony songs sung by children mainly in a broad sense. According to text preserved, because ofdifferent concepts, recorded history feature ofHan nursery rhymeswentthroughthree stages roughly. Before theMing Dynasty nursery rhymesare mainly preserved as a th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endency exists, its main feature is Political and predicted; After the Ming Dynasty thenurseryrhymes demonstrated children real life and emotions began to increase and gradually become the major part; The feature ofcontemporary nursery rhymes recorded are diversity.

    Key words: Han Nursery Rhymes;　recorded history;　feature

· “童謠”一詞首見于《國語》[1](P255),后來有過“小兒謠”、“孺子歌”、“小兒語”等多種稱呼和分類,“五四”以后,又有一新的名詞———“兒歌”廣為傳播。關于“兒歌”與“童謠”這兩個概念的關系,歷來學者幾乎都根據《毛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2](P337)和《韓詩章句》“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3](P1165)對歌與謠的解釋為藍本,把是否配曲樂作為劃分“兒歌”與“童謠”的主要依據之一。但事實上,兒歌與童謠并不能截然分開,兩者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例如成人為了更有效地達到兒童教育的目的,往往對傳統的童謠進行改編譜樂,加工成兒歌教兒童歌唱;兒童好動愛玩的特性又決定了他們在無音樂伴奏的情況下也往往對兒歌進行隨意的改造,從而又轉變成“無章曲”的童謠。因此,在筆者看來,兒歌與童謠在文本方面,并沒有明顯的差異。本文主要以文本為研究對象,故在對童謠的界定上,取用的是最廣泛的定義,即為兒童喜愛并相互傳唱的所有的音節和諧的歌謠,我們都將稱之為童謠。它既包括表現兒童生活和思想情趣的民間童謠,也包括以很大的現實性和社會性為內容的古代童謠;既包括傳統意義上的無樂自誦的童謠,也包括現代意義上配樂演唱的兒歌。

    在當代很多人的印象中,童謠一直與“簡單”、“明白”這類概念聯系在一起。的確,童謠因其兒童這一獨特的傳播群體和民間性口述性這一獨特的傳播方式,關于它的綜述和研究歷來遭到人們的忽略,至今其發展歷史的特點尚不明晰。本文在廣查各種史籍文獻的基礎上,主要分析了漢民族童謠在歷史記載中所表現出來的階段性特點。

    一、神學和政治的附庸———明代以前對預言性童謠的記載

     明代以前散佚的童謠很多,記載下來的多見于《二十五史》及歷代散文和筆記中。關于童謠的起源,有代表性的兩種說法:一是以《歌謠字數考》為代表,認為《國語》中記載的“周宣王時童謠”即“弧箕服,實亡周國”[4](P255)為“童謠的起源”;二是以《古今事物考》為代表,認為《列子·仲尼篇》中“堯乃微服游于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5](P143)才應是我國漢民族最早的童謠。《列子》中記載年代較早,但是《列子》一書卻被普遍認為是魏晉時人偽托上古傳說寫成的著作,再加上童謠口頭性的特點,故其源頭難定。但在這兩首童謠中,都有著相同的特點。康衢童謠是對“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愿戴己歟,不戴己歟?”[5](P143)的回答;“周宣王童謠”的內容也和政治有關,“弧箕服,實亡周國”的意思是說拿著山桑木做的弓,掛著箕草編的箭囊的人,是滅亡周國的人。據左傳記載,周宣王在聽到這則童謠后,把市場上所有賣山桑弓和箕草箭袋的人全部抓獲處死,但是有一對賣山桑弓和箕草箭的夫婦為了逃命,帶著一個他們撿到的女孩兒逃跑到褒這個小國,這個女孩兒就是褒姒,她長大后嫁給宣王的兒子幽王,最后幽王為博褒姒千金一笑失信于諸侯,終遭滅國。[4](P255)從這兩則童謠可以看出,童謠從一開始就與政治連在一起,它起碼從周代起就已經帶上了預言的色彩。

    除《國語》外,在《孟子》等經書、《史記》等各朝史書、《搜神記》等志異小說、《樂府詩集》等詩集,《太平御覽》等類書,以及《青箱雜記》等筆記散文中都保存有大量的童謠,其中以各代史冊的《五行志》中保留的童謠數目最多,例如僅《晉書·五行志》中所記載的童謠,據筆者統計就有四十一首之多。在這些童謠中,預言性和政治性都是其共同的特點,童謠從春秋戰國開始,幾乎各個時代都留下政治預言性童謠的足跡,如秦始皇統治時期的“阿房阿房亡始皇”[6](下卷P1);東漢末年預言亂政的董卓下場的“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7](P3285);以及表現元代末年政治混亂局面的“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8](P1107),等等。如果把歷史上所記載的童謠串聯起來,可足以構成中國歷史的風俗志。從這些史存的童謠作品身上,我們可以窺見漢民族歷史發展的軌跡及各時代的社會政治概貌。

    但這些童謠超出于表現兒童的生活和理解力之外,并沒有凸現口傳文學所特有的口語性和地域性的特色,因此它并不能被認為是真正的兒童本位意義上的童謠。而是作為神學和政治的附庸而存在的。

    這類童謠在明代以后也有保留,如預言順治元年四川豪紳借山崩而逃脫張獻忠起義軍懲治的童謠“入洞數,鉆巖怪,沿山走的后還在”[9](P1608);預言近代袁世凱統治時間不長的童謠“五色旗,沒有邊;袁世凱,坐幾天”[10](P273)等。所不同的只是明代以前所保留下來的童謠中充斥的幾乎全是這方面的內容,而明代以后,在這方面的內容之外,童謠的記錄史上也涌現了一批其他內容的童謠。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預言性的童謠才開始式微,建國之后則已幾近絕跡。

    二、野性的表露———明代以后對民間傳統童謠的收錄

· 明代開始出現專門收集童謠文本的專輯。1593年呂坤從各地民間搜集童謠并加工改編成《演小兒語》,這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童謠專集。這本專輯共收集了山西、河南、山東、陜西等地流傳的童謠46首。盡管此書收集的童謠不多,且有很多有被修改為箴言的痕跡,但是在兒歌收集和研究方面,此書仍不失有開創之功。從其“老王賣瓜,臘臘巴巴。

    不怕擔子重,只要脊梁硬。”[11]等童謠可以看出,它保留了民間真實童謠的痕跡。和之前的童謠相比,其文字淺近,內容生動,編者在每首兒歌下面都加上評語,故以注意到童謠要貼近兒童的生活領域和理解力的問題,故可謂承前啟后的轉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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