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文學與通俗文學的互補關系

現在，許多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者都承認新文學與通俗文學不是敵對關系，而是互補關　系。在這個大前提得到肯定之后，我們就應該進一步研究，它們有哪些“互補點”，也　就是說，它們有哪些優長值得相互學習與借鑒；在學習與借鑒的過程中可以建立一種“　新型的關系”。這種關系的建立必將對今后的文學創作產生深遠的影響。

　　　　　　從各自獨特的藝術規律看互補的可能性

　　新文學作家在寫小說時，以塑造典型為他們追求的目標。阿Q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一典　型，所以魯迅的小說是偉大的。現代通俗小說中也有成功的典型人物，可是通俗作家并　不以塑造成功的典型為其追求目標。他們追求的是作品的“趣味性”，對讀者能產生強　大的磁場，要吸引讀者達到癡迷的程度。讀者中產生了“《啼笑因緣》迷”、“《金粉　世家》迷”、“《霍桑探案》迷”，是他們的莫大的榮耀。他們在故事性上下工夫，他　們在生動的新鮮事物與令人拍案叫絕的細節上下工夫，無論如何要使讀者“手不釋卷”　、“欲罷不能”。他們的作品除了故事性之外，也往往會滲出濃郁的文化味汁�？傊�，　新文學崇尚“塑人”，塑造在文學史畫廊中永不磨滅的典型；而通俗文學則偏愛“敘事　”，敘能傳之后代的奇事，這“奇”又往往與當年的“新”掛起鉤來，而這種“新奇”　之事，讓后代可以從中看到文化的流變創新與民俗的漸進更迭。但是他們的這種努力與　成就，在過去往往被新文學作家當做批判的對象。例如茅盾在《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　說》一文中就說：

　　總而言之，他們做一篇小說，在思想方面惟求博人無意識的一笑，在藝術方面，惟求　記賬似的報得很清楚。這種東西，根本上不成其為小說，何論價值?但是他們現在尚為　群眾的讀物，尚被群眾認為小說，所以我也姑且把他們放在“現代小說”題目之下……　(注：茅盾：《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原載《小說月報》第13卷第7號。)

　　所謂“無意識的一笑”，大概是針對追求“趣味性”而言的。而“惟求報賬似的報得　很清楚”卻正是通俗小說異于新文學的特點之一。它們的“精細的記述”正是文化味汁　濃郁的泉源。而茅盾也不得不承認這是“群眾的讀物”，也被群眾首肯為“小說”，也　就是說這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的小說。

　　下面我想舉實例來比較新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各自特色。為了說明問題，對比二者在同　一題材中的視角不同與寫法各異，是不失為能切實剖析其肌理的一種方法。葉圣陶的《　潘先生在難中》與包天笑的《甲子絮譚》(注：收入范伯群編的《包天笑代表作》，華　夏出版社1999年版。)，同是反戰題材，而且都是反映1924年江浙齊盧大戰的小說。當　年反映這場戰爭中蘇州一帶的居民為避戰禍而躲進上海租界的小說特別多。葉圣陶著眼　點是要塑造小學教員潘先生這一“灰色小人物”典型形象。

　　可是包天笑的《甲子絮譚》根本不重在塑造典型，但文化味汁特別濃厚。小說開端就　寫一位洞冥子對縹渺生的一席“泄漏天機”式的談話，敘述一個三元甲子“轉關”的神　秘兮兮的話題，而且這“轉關”正逢一個“劫數”。每逢甲年，中國多少總會鬧些亂子　出來。這1924年(甲子年)看樣子也逃不過“劫數”了。那是一種古老的星相占卜術派生　出來的預言文化。一席預言之后，作者才寫江、浙、滬三地戰事迫在眉睫的嚴峻形勢�！∷�謂“絮譚”就是作者與讀者輕聲細語而又滔滔不絕地“神聊”。因此，鏡頭不一定對　準這場戰爭，即便是寫戰爭與聲討軍閥罪行，也決不放棄這場戰事中的一些奇聞與逸事　。

　　包天笑將鏡頭轉到黃渡鄉下紅橋鎮一家殷實富戶周云泉家中，周家怕戰事一旦降臨，　他兒子原先已經預訂好的婚事將可能拖得遙遙無期，他決心要趕在戰前辦好這件家庭大　事，即使是草草成親，也在所不惜。乾坤雙方都同意將吉期定在甲子八月初二，吉時是　在夜半子時，結婚第二天便準備逃到上海租界這只“保險箱”中去避難。

　　新娘子轎子進門，照理是要放三個炮。這炮手，紅橋鎮還沒有，卻是從青浦帶來的�！∷�的火藥格外的填得結實。加著秋高氣爽，而且在夜深人靜之中。那炮聲分外的響亮�！≌l知這三聲炮，卻轟破了江浙和平空氣，蔓延到了全國，影響了全世界。

　　《甲子絮譚》第一章，就津津樂道、繪聲繪色地寫這三聲炮響。這場必然要發生的戰　爭，卻由這根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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