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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明代商品經濟下的通俗文學批評

時間:2023-04-28 08:59:55 社會文化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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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明代商品經濟下的通俗文學批評

    論明代商品經濟下的通俗文學批評

張守巖(沈陽師范大學,遼寧沈陽110034)[摘要]考察明代商品經濟下的通俗文學批評,有助于觀照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通俗文學研究。首先簡述明代通俗文學批評的批評主體和批評方式,接著闡釋明代通俗文學批評的審美趣味,最后分析了明代通俗文學批評繁盛的原因。

    [關鍵詞]通俗文學批評;商品經濟;市民階層;審美消費

     [中圖分類號]I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6002(2010)09-0111-03

    隨著我國商品經濟的飛速發展,人民大眾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通俗文學越發繁盛,通俗文學研究也加緊前行。考察明代商品經濟下通俗文學批評的發展,對我國當前的通俗文學研究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一、明代通俗文學批評概貌

    (一)批評主體簡述

參與明代通俗文學批評的不僅僅是專門的批評家,還有作家、書商和偽托名家的一般評者。較著名的批評家有馮夢龍、凌濛初、蔣大器、湯顯祖、金圣嘆等。

    這些名家或受人之托為之褒贊,或有感而發自述褒貶,或與友人互答、爭言論辯。其批評都較為深刻精湛。作家自評雖少,但仍有之,如吳承恩對《西游記》的論述。書商述評常有,是書商的一種促銷手段。杭州書商夏履先曾評點過《禪真逸史》,蘇州書商袁無涯曾評點過《新鐫李氏藏本忠義水滸傳》。在明代,偽托名家撰文者屢見不鮮。其中,李贄被人偽托最多,李卓吾之名也多被假借。除此,被假冒者還有湯顯祖、陳繼儒、金圣嘆、鐘惺等。雖然這些偽文常被視為“坊間伎倆”,但其對通俗文化的支持和維護,在通俗文學批評史上有著不可湮沒的功績。

    (二)批評方式舉隅

    明代文學批評形式多樣,常見的有名家著作、序跋筆記、文論詩論、題辭題記,此外還存于各種書信雜感、史傳碑志、散文小品之中。

    在明代眾多的批評形式中,評點最為流行。它包括序跋、批語、符號三種主要形式。在明代通俗文學批評中,序跋式批評頗多。例如,蔣大器(庸愚子)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序,欣欣子的《金瓶梅詞話》序,馮夢龍的“三言”序,李贄的《忠義水滸傳序》等。除了序跋,批語也是評點的主要手段,可分為前批、出批、眉批、夾批、尾批,見于各類評點本中。例如“,李評”曲本“,陳評”曲本,鐘敬伯、譚友夏批點的《想當然》等。此外,符號作為一種評點樣式,也散見于各類評本中。圈和點最為常見,有突出強調、警示讀者之用;抹是戲曲評點中的獨特符號,是在曲詞、道白旁所畫的粗黑的豎線,亦有強調指示之用;刪在評點中較為少見,用以去除多余、不雅之處。

    除了評點,名家論著在明代通俗文學批評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例如,李開先的《詞謔》,王驥德的《曲律》,沈德符的《顧曲雜言》等。此外,還有一種較為間接的批評方式———選本。如李開先的《市井艷詞》,馮夢龍的《掛枝兒》、《山歌》,臧懋循的《元曲選》等。這些選本都是根據編者的審美趣味選編的,故通過分析選本中作品的風格、特征便可知道選編者的部分文學觀念。

    二、明代通俗文學批評的審美趣味

(一)以俗為尚、諧于里耳

文學的通俗性一直是通俗文學批評家們所倡導的,明代尤甚。明代通俗文學批評家認為,詩詞、經史雖在言道、傳道,但其語意精深,指事用典艱澀玄奧,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使人望而卻步,豈敢卒讀。而小說、戲曲、民歌等通俗文學作品,語言明白曉暢、句句家常,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情節引人入勝,讓人愛不釋手。因此,文學的語言、題材、審美等都應通俗化,使接受者(尤其是下層讀者)容易接受和玩賞,從而使文學傳播得更廣,增大文學對生活的影響。

    語言通俗化是通俗文學的基礎。文學作品中日常用語、俚語的使用,拉近了讀者與作品的距離,增進了閱讀的愉悅感。欣欣子在《金瓶梅詞話序》中,肯定了《金瓶梅》的俚語運用。序中指出,《金瓶梅》“寄意于時俗”、“語涉俚俗”、“雖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使三尺童子聞之,如飫天漿而拔鯨牙,洞洞然易曉”。[1](P197)馮夢龍在《古今小說敘》中針對文學接受群體的具體狀況———“里耳多”,也認為文學語言要通俗化。除了方面,批評家們還倡導題材、審美的通俗化。在《隋史遺文序》中,袁于令強調要以“俗趣”為題材,以達到“慷慨足驚里耳”,“奇幻足快俗人”[2](P267)的審美效果。然此通俗不是純粹的俗,它既不同于病于艱深、傷于藻繪的文言之作,也不同于淺薄弗馨的過俗之篇,而是一種與雅相參、純凈自然的俗。

    (二)戲謔娛情、寓教于樂

    明代通俗文學批評強調文學作品的娛樂性,同時也關注作品的教育性。馮夢龍在《醒世恒言序》中就指出了小說“導愚”的教育性和“適俗”的娛樂性。委蛇居士在《隋煬帝艷史題辭》中,也舉出了作為通俗文學代表的小說的兩個主要功能“:振勵世俗”的教化作用和“娛悅耳目”的娛樂作用。

    雖然批評家們皆看到通俗文學的娛樂性和教育性,但在批評論述中各有側重。一些批評家看重娛樂性,所謂“娛樂性”,指的是作品的戲謔性,幽默風趣程度“,奇幻”程度等。汪道昆在《水滸傳敘》中認為,通俗小說是“太平樂事,含哺擊壤之遺”。[3](P167)袁于令在《隋史遺文序》中指出作品“貴幻”。[4](P267)在《新刻續編三國志引》中,佚名也強調小說“消譴于長夜永晝,或解悶于煩劇憂愁,以豁一時之情懷”[5](P6)的娛樂功能。另一些批評家則把娛樂性視為手段,將教育性視為目的,故更強調通俗文學的教化作用,正所謂“寓教于樂”。張尚德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引》中稱,《三國演義》能使“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義,因義而興乎感”,是以“裨益風教,廣且大焉”。[6](P311)凌濛初在《二刻拍案驚奇小引》中認為小說創作要“頗存勸戒,不為風雅罪人”。[7](P2)委蛇居士在《隋煬帝艷史題辭》中也強調小說應“有關世俗,大裨風教”。[8](P136)但不論側重于哪一方面,批評家們都主張娛樂性和教育性的統一。

    (三)真情為美、本色自然

    明代通俗文學批評反對“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思想,認為作家應寫“真”棄“偽”,抒發胸臆,表露自然之本色。以此發人肺腑,以情喚情,浸潤人心。

    “真情”論者,在明代通俗文學批評中經常出現。

    “童心說”的倡導者李贄就主張以真情作文。在《玉茗堂批評焚香記·總評》中,湯顯祖稱贊王玉峰為文之情真,謂之“其填詞皆尚真色,所以入人最深,遂令后世之聽者淚,讀者顰,無情者心動,有情者腸裂。何物情種,具此傳神手!”[9](P1)馮夢龍在《〈太霞新奏〉序》中也指出,“文之善達性情者無如詩,三百篇之可以興人者,唯其發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10](P72)這里所謂“自然而然”之“中情”,就是指真情。在談及民歌時,明代批評家們更是以“真”為要則。在《敘小修詩》中,袁宏道以“多真聲,不效顰于漢、魏,不學步于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的作品為“可喜”。[11](P76)馮夢龍在評點《掛枝兒》、《山歌》時,也常提“真”字。

    明代批評家們的“真情”論是對“為情而造文”的創作理念的繼承。然此時,這種“真情”不僅僅指通常意義上的真實情感,也是指人作為自然物所具有的種種欲望。這是對宋明理學的極大對抗,帶有些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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