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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學”與“現代文學觀念”
在現代中國文學的“創制”過程中,“觀念”的力量真是不可小視。翻開海內外任何一本“中國現代文學史”,也許在具體問題上,比如對作家、作品的評價,對思潮、流派的判斷,各自的立場不同,觀點歧異,甚至針鋒相對。但透過分歧的表面追究深層的理路,卻不難發現它們潛在地遵循著某種“不言而喻”的前提,并且相當自覺地將其轉化為敘述歷史的“元語言”。剖析這一前提是很復雜的工作,因為它涉及到一個構造頗為精致的關于“現代性“的“話語裝置”(discursive apparatus)。酒井直樹指出:“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的序列暗示了一種時間順序,我們必須記住,這個秩序從來都是同現代世界的地緣政治構造結合在一起的,F在眾所周知的是,這種秩序基本上是十九世紀的歷史框架,人們通過這個框架來理解民族、文化、傳統、和種族在這個系統里的位置!蟋F代’作為這個序列的最后一項是最近才出現的,但‘前現代’和‘現代’的在歷史和地緣政治上配對組合卻早已成為知識話語的主要的組織手段(organizing apparatus)之一。因此,這個謎一樣的第三者的出現所證明的也許不是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的轉移,而是我們話語范式的變化;這種變化的結果是,我們以往認為是不容置疑的歷史? ?卦嫡?沃刃潁?辭跋執??執?鬧刃潁?淶迷嚼叢匠晌侍飭恕保????康鰨骸叭綣?徊握漲跋執?拖執?庖慌潿裕?臀薹ɡ斫狻?執?浴?飧鍪跤鎩薄!?〗在后現代的語境下,從“現代中國文學的確立”這樣一個“微觀歷史”的側面進入并分解這個“裝置”,正是我在今后研究中希望承擔的任務。不過,首先可以明確指出的是,所謂“現代文學觀念”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現代中國文學的歷史敘述極端重視“現代文學觀念”的作用,幾乎所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在討論“五四”文學革命時,都把描述的重心放在文學觀念的變革上。這樣的歷史敘述不單對應了梁啟超關于晚清至民國社會“由器物而制度再文化”的漸次變化的論述,〖2〗作為新思潮重要組成部分的“文學革命”本身即是社會文化變革的一項顯著表征;也不僅提示出林毓生描繪的“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cultural-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的五四思想的內在特征,〖3〗借用魯迅的說法,“聽將令”的文學必定會打上思想、觀念先行的烙印〖4〗,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展露了現代中國文學“創制”過程中某些可供進一步分析的“歷史瞬間”,按照竹內好的看法,沒有這樣的瞬間,歷史就不成其為歷史!5〗實際上,作為現代中國文學歷史敘述的依據的“現代文學觀念”同時構成了它的合法性基礎,兩者互相生產、互相支援,形成了一條鎖閉而完整的權威歷史話語鏈,離開了權威歷史話語的闡釋,我們得不出關于這段歷史的其它結論。
眾所周知,現代中國文學自誕生之日起就被稱為“新文學”,但仍需追問的是,它何以為“新”,即建立“新文學”的合法性基礎何在。如此提問的意義在于,它不僅是在和所謂“舊文學”相對立的意義來界定“新文學”,而且要求“新文學”于當下顯示出面向未來的特征。1920年1月,周作人在一篇題為《新文學的要求》的講演中,引人注目的兩次使用了“現代”的概念,他認為“人性的文學”和“人類的文學”是“現代文學”最重要的品格,也是“新文學”需要努力的方向!6〗這意味著“新文學”并不必然地擁有成為“現代文學”的優先權,倘若它要證明自己天然地擁有優先權,就必須顯示出未來發展的方向和“現代文學”的品格緊密相關,甚至合二為一。這是一種典型的“現代性”態度,?圃诜治鰡⒚珊同F代性的關系時指出:“啟蒙的分析──把歷史規定為人類向成人狀態的過渡──把當代現實與整個的運動和它的基本方向聯系起來。但是,與此同時,它表明,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刻,每個個人是怎樣以一種特定的方式對整個過程負責”!7〗在他的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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