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傳播學批判學派

　　人們認為美國傳播學具有經驗主義或行為主義的特征，而形成這樣的傳統有兩方面的歷史原因。

　　第一，它是在20世紀初美國五大社會科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人類學）形成強勢的背景下，汲取它們的研究成果而逐漸形成的學科。這些美國的社會科學傾向于主要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論手段進行研究，認為社會科學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規范性的科學，較多地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解釋社會現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學知識與關于對科學知識的道德評價區分開來，以便對社會和人類行為的各個方面進行客觀的研究。美國早期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驗的、量化的、以實際結果為中心的研究方法，對于后來傳播學研究影響很大。

　　第二，美國傳播學形成的過程中，較多地得到各種基金會、財團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少要反映這些投資者的投資要求和意圖，當然會更多地體現出實用性。特別在媒介市場和廣告方面，傳播學的研究達到了相當的精確性和預見性，大受歡迎，以致一些研究機構成為這些領域的必要附屬機構。

　　概括地說，經驗主義傳播學建立在以下三個哲學基點上：量化的歸納主義、因果決定論、訴諸持續的量化分析、統計實驗的觀念。不少贊同這些哲學基點的學者認為，統計實驗是檢驗理論假設的唯一方法。他們較少關注各種權力組織或媒介組織結構帶來的控制問題，較少從傳播工具的歷史和現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會意義。

　　二，美國傳播學批判學派的形成和發展

　　直接與經驗主義傳播學相對的批判學派，主要集中在美國，所以有"歐洲批判學派"之說，這是由于批判學派的思想來源，主要在西歐。第一次兩個學派（這只是從現在使用這兩個概念的意義上）的沖突，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流亡美國的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一些學者，通過論證意識形態霸權的美國形式──大眾文化，開始與萌芽時期的經驗主義傳播學對立。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來到美國的學者，其哲學思辨的傳統與美國社會科學中反思辨的傾向發生沖突。出于對本土法西斯統治的憎恨，以及學術傳統的延續性，他們較多地注意到美國與納粹德國的聯系和相似性，美國給他們提供了一種不盡相同的研究題材和契機。對法西斯的批判并沒有導致簡單地認同美國文化，他們認為這都是權威主義，只是形式不同，美國不是用恐怖和高壓統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大眾傳媒為途徑的大眾文化，來實現"權威主義"。所以他們傾向于使用批判的、較為極端的詞句來談論美國的大眾社會和大眾傳播媒介。

　　他們大多在美國主流文化中影響不大，其中一些人后來回到歐洲（例如阿多諾，Adorno,T.）。但是他們在美國還是培養或影響了一批新的批判學派學者，使得連續出現關于美國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討論大眾傳播的"內容"在社會文化意義上的"效果"，進而對整個社會結構的影響。他們認為，當今娛樂與新聞已經不可分離，特別在電視中，只有娛樂節目才能使新聞得到銷售。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Ｃ.米爾斯（Mills,代表作《權力精英》the power elite,1956）、Ｂ.羅森伯格（Rosenberg）、Ｄ.布爾斯廷（Boorstin）等等。他們注重大眾傳播的"內容"對"效果"問題的研究，通過批判性的考察傳播效果而闡述了媒介如何發生作用，如何影響受眾的思想。

　　70-80年代從各方面審視傳播現象的批判學派代表中，較為激進的如Ｊ.阿特休爾的《權力的媒介》，而最為"激進"的是Ｈ.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國主義理論，代表作是《大眾傳播和美國帝國》，其他著作還有《思想管理者》（1973）、《傳播與文化霸權》（1976）等。其他批判學派的代表人物還有Ｈ.甘斯（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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