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經典散文

　　現代文學是多譜系。有的側重從認識論角度開展，有的側重反映論，有的側重實踐論；有的側重史學視野，有的側重人學視野，有的側重美學視野；有的站在本土的立場，有的借鑒西方理論話語體系；有的則主張多角度、多視域的調和創新等等。文化上：因經濟發展帶來對物質生活的極大向往，引起人們精神世界的巨大改變；藝術上：理論研究不斷拓展、深入，生發出美學、文藝美學等學科的發展壯大；從文化維度看，現代文化狀態是復雜多元的，文學理論只有在價值層建立了與主流文化形態相對應的聯系，與其他輔助文化形態建立不同方式的聯系，才能有效解決理論的現實性、時代性、民族化問題。同時，既要對現代文學轉向、審美泛化等現象作出合理的解釋、科學的指引，維護藝術的主體性、學科的合法性，又要增強主動性、敏感性，及時發現新的文化、技術語境下藝術因素、審美特征的新變化，對其發生的相對于傳統的種種變異、創新進行解釋，并把對這一系列新事物的理性認識內化在理論中，使之知識化、邏輯化、體系化，形成現代文學新的理論創新。

　　筆者認為，現代文學從宏觀上呈現出由單一到多元、由簡單到深入的遞進關系。主體是一元的，身份是多元的；主體是確定的，由主體到轉變既體現出此前主體性研究的缺陷，又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新路徑。通過抽絲撥繭，旨在發現觀點之間邏輯起點、論述方式、理論要素、貢獻缺陷等一系列或承繼、或反駁、或相通、或異質的關系，以觀點為切入點觀照文學主體性理論研究的全貌。

　　現代文學渴望擺脫機械反映論和政治決定論他律的束縛，而轉向凸顯文學本身應該具有的特性，其中最突出地表現為審美的需要。“文學是審美的意識形態”，文學對社會生活的反映是審美的反映。而自律性和審美性的實現都是建立在文學主體性確立的基礎之上的。自律是文學主體性的理論基點，文學主體性是自律的實現途徑。現代文學整體上呈現出理性精神與合理性沖動的抗衡。合理性是一種開拓性、工具性的理性，它追求確定性、可控性、有效性，功利性，所以它在本質上是不合于文學的`。對現代文學的合理性沖動提出了質疑，高揚了文學的理性精神。從文學自律性到現在進程中得以集中的體現，同時中國文學主體性研究逐漸擁有了開闊的理論視野和深化的思想內涵，但同時表現為論述的離散化傾向。在文化研究的視野內，身份成為主體的新表征，為階級、種族、女性等邊緣群體發出聲音提供武器，也進而成為新的批評術語。

　　文學主體性理論是“文學是人學”和人道主義命題的延伸，究其本身構成，可分為三個部分；作者主體、對象主體和接受主體。現代化進程的主體性研究出現兩個關鍵詞，理性與現代性。現代性是一把雙刃劍，既張揚了主體性，又遮蔽了主體性。主體是受社會、歷史、文化、話語等多方因素制約的受限制的存在。主體如何構成是未知的、形而上的、懸而未決的，而主體的存在狀態是可知的、具體的。文學主體性研究中應將主體視為一種文本的功能性存在，主體從實體向功能轉化，成為文本展示的工具。

　　文學的寫作方式基本采用從“概念”到“現象”到“個案”的思路，無論其廣度與深度、故事和敘事，還是篇制、風格，都呈現出多元的趨向，表現激進急迫，以獨特的眼光進行篩選和過濾，迎合求新追趕世界潮流的愿望。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建設注入新鮮的血液。在選取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來逐一分析論證，抽絲撥繭，旨在發現觀點之間邏輯起點、論述方式、理論要素、貢獻缺陷等一系列或承繼、或反駁、或相通、或異質的關系，以觀點為切入點觀照文學主體性理論研究的全貌。人文的核心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社會價值觀傳遞的重要支撐點，潛在地規范著個體內宇宙的形成。文學的作用不僅是愉悅還要凸顯善與美。

　　現代文學研究一直保持了不斷開拓、時時更新、積極創造的充滿活力的勢頭。對中國現代文學中眾多作家的生平、經歷、思想、創作等作了扎實深入的研究現代文學的潮流，在相當寬廣的層面上把中國現代作家群推到世界面前，為今后的多向度的研究奠下了學術基礎。現代文學樣式的追求，在他探索新形式的過程中，面對在中國境遇迥異的兩種文學思潮，流露出不安和猶疑姿態，而這種不安和猶疑正代表了當時一部分作家在創作上的矛盾心理。現代文學有相當高的起點，它將自己視為文學語境中的一員，能夠敏銳地捕捉現代文壇流行質素，同國內的文學創作實踐相結合。

　　現代文學主體性理論可以分為三個研究階段；文學自律性階段、現代性階段與反思現代性階段；如果從關鍵詞上梳理，文學自律性、審美性、現代性、反思現代性、主體間性、文化研究、接受美學、語言等等共同構成了主體性研究廣袤而深邃的理論空間。文學主體性理論的中介環節比較欠缺。語言是后現代主義用以解構主體的策略，語言意義的不確定性，使文本的意義發生延異。同時語言的間性特征又使之成為連通主體與主體、文本與文本、主體與文本的的節點，語言是主體與文學之間的中介，如何填補這些中介環節的空缺成為下一階段主體性研究的重點。

　　對現代文學活動特性的認識，使文學活動具備了跨學科的視野，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化學等學科的豐富成果被吸收接納。同時，由于主體性研究深受政治、經濟、文化的制約，而表現為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主體性，對主體的不同解讀影響了文學生產和流通的境遇。主體不是先驗的，而是被建構的，主體的生成性使其身受合力的規訓，而在這種規訓中暗含著文學活動的他律因素。

　　從現代性尤其是審美現代性的角度思考主體性，中國的現代主體表現為理性的、獨立的、無限的主體，而與審美現代性相關的現代派和先鋒派成為文學創作實踐的嘗試，在審美取向上表現為從極端的個人主體確立到非主體、反主體寫作傾向之轉化。從中國傳統美學中可以發掘主體間性的因子，傳統美學中注重和諧以及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重新煥發了生機。美學和文本間性溝通了主體間性理論和文學批評實踐，實現了從主體間性到文本間性的轉向，文本間性成為晚近最重要的批評術語之一。充分表達了中國文學主體性研究回歸本土和實踐的訴求，但同時必須警惕物泛主體化的傾向，而且語言的間性特征還有待進一步關注。

　　現代文學都屬于通俗文學，它由新文學和流行文學組成。現代文學主要面向知識分子，流行文學報刊則主要面向市民，由此出現“大眾化”和“化大眾”的文學分野。同時又以大眾文化的方式直接參與民眾的啟蒙活動中，并由此形成現代文學作為啟蒙的三種方式：知識性啟蒙、知識分子公共領域的營造、啟蒙主義思想體系的建構。在解放人的同時也禁錮了人，發揮人的個性的同時也消解了人的個性，使人在認識自我的同時也失去了自我；啟蒙是一場平民文化運動，現代文學啟蒙運動是一場審美文化運動，對審美的拒絕與排斥。

　　現代文學的發展成為對傳統美學觀的解構和遠禺。不僅凸現著中國現代文學的審美品格和價值取向，而且也有效地、結構性地規約著其生產動力、運作機制以及主題追求。帶來了現代文學語言以及文體類型的現代變革，帶來現代敘事方式的變革。以淺顯的語言向民眾普及啟蒙思想，“口語詞”和“書面詞”的統一，書面語相對于口語的中心位置受到了觸動，這與在傳統文學格局中處于邊緣位置的小說代替詩文成為文學的核心、文學把一般民眾而不是士大夫階層設定為自己的讀者，在要求文學真實地再現社會人生的同時，也要求文學真實地表現主體的內心情感，體現出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化精神的一致性，具有同樣的進步意義。

　　現代文學語言不僅僅只是工具符號，同時還是世界觀、思想、思維方式本身；前者既是語言工具運動但更主要是思想文化運動，是語言變革運動，后者主要是語言工具運動，是文藝大眾化運動，是語言改良運動，二者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其對中國現代文學的作用和貢獻也迥然不同。在語言風格上，一方面這種內心獨自式的傾訴性表達給人一種不加修飾、流暢自然的感覺；另一方面，經常出現的由很長的定語、狀語或補足語組成的句子，又使它具有很強的書面語色彩。個性主義文學的語言追求，與現代漢語建立之初的修辭理想，構成一種呼應與互動的關系。現代漢語的修辭學理論的修辭觀是建立在對語言表達主體思想情感的能力高度信任的基礎之上。它不僅反對形式主義地堆砌語言，同時也反對為節省語言而導致表達的含混多義。現代的文化語境中、充分顯示自身思想特色的研究向度，這些指向各異、內涵不同的學術向度各自充分發展、形成完整的體系化的論述、構成關于歷史的互為依據、互相指斥、又互相拆解的“眾聲喧嘩”般的對話情境，共同構成了維度開闊的話語空間。

　　現代文學語言的雅化、審美化對現代漢語的建設有重要意義。文學語言大眾化轉向的倡導者，把這些作為清算對象，是盲目的。文學語言大眾化轉向中對民族形式的強調對現代漢語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建構意義，但由于對大眾化倡導者而言，民族化僅僅是大眾化、通俗化的一種手段，在倡導民族化時，只強調對民間形式的利用；相對來講是人們對語言問題關注較多，現代漢語變化比較明顯的一個時期，也是文學對與現代漢語的建構貢獻最大的一個時期。在這樣一個時期，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關系的多種可能性其實都已經發生。因此，在以后的時間里，當人們對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的前途表現出某種困惑時，往往要回到這段歷史當中，去尋找可以使自己走出困惑的啟示。對現代文學藝術的行進方向作了細致而有意義的內部調整，促進了文學文藝自身的和諧、成熟與穩定，為現代文學和文化的健康發展作出努力，也是現代文學對當今多元化的文化建設也會提供有益的精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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