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分析在古代文學教學中的運用

    張民鋒(渭南職業技術學院，陜西渭南，714000)［摘要］比較分析是人們認識客觀事物的基本方法，也是形成并證實新的認識的重要途徑。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對相近或相異的文學現象、作家、作品等進行差異比較、同異比較、縱向比較、橫向比較，可以體現各自鮮明個性，加深學生的感知體驗，使認識達到質的飛躍，有效提高教學效果。

     ［關鍵詞］古代文學教學;比較分析

    比較分析是人們認識客觀世界的基本方法，也是形成并證實新的認識的重要途徑。它是以分析綜合為前提，通過分析綜合，確定事物間的差異性和共同點，同中求異，異中求同，由此及彼，由淺入深，達到對事物完整的、本質的、甚至是新的認識。中國古代文學歷時跨度長，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學特色，有著重要復雜的文學現象和規律，而且各個時期不同的文學現象、流派、作家、作品、語言也存在著相互影響、轉變和融合，這就使得學好古代文學殊非易事。

    因此，有必要在教學過程中廣泛采用比較分析的方法，突出民族文學特色，探尋文學發展規律，把握文學發展線索，體現各類文學現象、作家、作品鮮明個性，幫助學生理清思路，加深學生的感知體驗，實現認識的飛躍，有效提高古代文學教學效果。

    一、在比較中凸顯民族文學的特色我國文學在其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鮮明的特色，形成了自己的傳統。它和西方文學在體認方式、情感表達、審美觀照、語言文體、民族精神等方面都有著不同。在進行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如果適當注意這些方面的差異，適時進行橫向比較，不僅可以拓寬學生的視野，而且可以突出民族文學的特色。例如，在進行神話內容教學過程中，我們發現中國古代神話是遠古歷史的回音，它真實地記錄了中華民族童年時代瑰麗的幻想，頑強的抗爭以及步履蹣跚的足印。它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化源頭，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民族精神的形成。我們可以將中國古代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那種先民們深處惡劣環境，卻能正視現實災難，并通過鍥而不舍的勞作和斗爭戰勝自然災難的神話，同敘寫宇宙之王宙斯挑逗、引誘、施法使牧羊女伊娥就范，并引起其妻赫拉醋意、妒恨的古希臘神話《天神之戀》進行對比，就會發現中國古代神話不同于神也偷情、爭斗、嫉妒的人性化程度很高的帶有享樂精神的希臘神話，它體現了民族深重的憂患意識。我們也可以將給人間帶來災害，而將希望藏起來的潘多拉盒子的希臘神話，及給人間帶來火種的盜火英雄普羅米修斯卻承受宙斯鐵鏈捆綁蒼鷹啄肝的希臘神話，同櫛風沐雨公而忘私以民為先的大禹治水神話，及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拯濟天下的女媧神話相比，就會發現中國古代神話還具有明顯的厚生愛民意識。此外，通過希臘神話《尼俄柏的悲劇》、《俄狄浦斯傳奇》同中國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精衛填海、刑天與帝爭神神話比較，還會發現希臘神話在表現人對命運的態度上有著強烈的宗教體驗，而中國神話卻體現了強烈的反抗意識。正如馬克思所說:“希臘神話不只是希臘藝術的武庫，而且是它的土壤。”［1］同樣，中國古代神話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民族文學內蘊的走向。又如，在進行《詩經》教學中，我們發現《詩經》雖有少量的敘事詩，但總體來說是一部抒情詩集。通過和西方早期大量涌現敘事詩事實相比，我們認為中國在兩千五百年前產生了數量如此眾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詩篇，更顯示出自身抒情詩特別發達的民族文學特色。從此以后，我國詩歌基本上是沿著《詩經》開辟的抒情言志的廣闊道路發展，抒情詩成為民族詩歌的主要形式。

    二、在比較中探尋文學發展的規律相異的文學現象比較可以突出各自的特性;而相近相似的文學現象比較則既有利于尋找它們的同中之異，又有利于探尋它們的共同特質，從而達到既區分各自的差異，又可以把握它們共同發展的規律。例如《詩經》中的詩篇絕大部分是勞動人民“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創作的民歌，漢樂府也是勞動人民“感于哀樂，緣事而發”創作的民歌，它們都具有樸素清新的風格，生活活潑的內容，和諧自然的語言，都是當時整個社會的一面鏡子，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但以四言詩為主的《詩經》以抒情詩為主，而以五言和雜言為主的漢樂府以敘事詩為主;在《詩經》中，可以讀到大量兩情相悅的愛情詩篇，而隨著封建禮教的束縛，在漢樂府中卻很少讀到;《詩經》情感表達總體特征是有所抑制而趨于平和含蘊，漢樂府卻表現出激烈和直露的感情。在進一步的探尋中，我們還發現，二者都對后世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正如后世曲、詞等先俗后雅，然后確立它們的主導地位，從而得出這樣一條規律:從民間汲取營養，向民間文學學習，成為中國文學發展的優良傳統。又如，對漢賦的梳理比較，我們看到，漢賦的發展經歷了形成、興盛、衰微三個階段，與之相應流行的賦體是騷體賦、漢大賦、抒情小賦。漢初的賦從楚辭脫胎而來，所以叫騷體賦，它以主觀抒情為主。而此后漢代流行的賦是大賦，它以客觀描寫為主，成為專事鋪敘的宮廷用韻散文；

    如果說這種賦在司馬相如時代還不無意義的話，那么隨著時代的變化，后世模擬之作則往往流為粉飾太平、為帝王歌功頌德，大賦已失去了反映現實的作用。抒情小賦則是東漢時期出現的一種篇幅短小、文詞清麗的賦;它的出現，標志著鋪張揚厲的大賦的解體，賦的創作再度回到它抒發個人感情的起點。從賦這種文體發展的情況比較來看，我們不僅能了解不同賦體的特征，而且也會得出這樣一條規律，即如果一種文體喪失了反映現實的能力和作用的話，那么它自身將走向衰弱或消亡。西漢后期最大的賦家楊雄起初模擬司馬相如的大賦，曾不斷作賦以諷，后來感到賦諷諫的作用實在微弱無力，遂不再作，就是明證。

    三、在比較中勾勒文學發展的線索縱向比較有利于把握同一事物不同時期的發展面貌和變化過程，從而勾勒出清晰的發展線索。例如，在進行先秦諸子散文教學中，每一階段代表作品的形式都不盡相同，春秋戰國之交的《論語》、《墨子》的文章多為語錄體或簡短的議論文;戰國中期的《孟子》、《莊子》的文章逐漸由語錄體發展為對話式的論辯文與專題議論文;戰國后期的《荀子》、《韓非子》的文章多是宏篇巨制的專題議論文。

    通過比較，從宏觀上就勾勒出先秦諸子散文文體的發展脈絡。又如，在學習中唐新樂府時，將新樂府同漢樂府及曹操杜甫等人關乎時事的樂府創作情況比較，就會發現新樂府運動形成的線索，即由漢樂府的“緣事而發”，變而為曹操等人的借古題寫時事，再變為杜甫的“因事立題”，經元結、顧況等人一脈相承，到白居易“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有意識寫作。

    ［2］

    再如，在進行中國古代小說教學中，我們可以從語體角度考察中國古代小說，勾勒出中國古代小說發展輪廓，即中國古代小說分文言文小說和白話小說兩大系統，魏晉南北朝小說“初具規模”，不是中國小說的成熟形態，中國文言小說的成熟形態是唐傳奇，到蒲松齡《聊齋志異》才展示出文言小說能達到的高度;中國白話小說的成熟形態是宋元話本，到明清兩代則達到了古典白話小說的高峰。

    四、在比較中彰顯作家、作品的藝術個性古代文學名家輩出，佳作薈萃，如果教學中擁有比較意識，時常進行多角度的比較，更能見出各自的藝術個性。

    如高適、岑參同為盛唐邊塞詩人，二人均以七言歌行見長，都因時代精神的影響在內容上有反映慷慨報國的英雄氣概和不畏艱苦的樂觀精神，風格都有悲壯的一面。但由于二人經歷和個性的不同，高適邊塞詩缺少岑參豐富多彩的邊塞生活描寫，岑參缺乏高適邊塞詩那種對士卒的深切同情;高適邊塞詩多夾敘夾議，直抒胸臆，現實主義多于浪漫主義，岑參的邊塞詩氣勢雄偉，想象豐富，色彩瑰麗，熱情奔放，富有浪漫主義氣息;同有悲壯詩風，高適在悲壯中顯深沉，渾樸質實，岑參在悲壯之外又有雄放，峻峭瑰奇。又如王維山水詩歌在題材上、語言精工刻畫方面都承繼謝靈運，但在意境的渾融完整上，謝詩卻不及;孟浩然雖承繼陶淵明田園詩，但未能像陶淵明與農人過從談心、詩酒流連，反映農村的勞動生活，更缺乏那種“戴月荷鋤歸”的自身勞動感受和陶詩中追求理想的激情。清人沈德潛談到陶淵明影響時說:“王右丞(維)有其清腴，孟山人(浩然)有其閑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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