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農村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中國農產品價格自1997年以來出現連年下降，從而導致農民從農業中獲得的收入也出現連續4年的持續下降。1997年全國農產品收購價格總水平比上年下降4.5%，1998年下降8%，根據當年農村住戶調查的資料反映，1998年農民出售的15種主要農產品中有12個品種的價格下降，而肉類價格跌幅最大，達12.7%。1999年情況更加嚴峻，全國農產品收購價格總水平比上年下降12.2%，創改革以來最大跌幅。統計的11種主要農產品價格，除木材上升1.4%外，其余10類農產品價格均出現大幅度下降。從農產品批發市場和零售市場所反映的情況更加嚴重（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所、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1，2002）。2000年和2001年農產品價格雖然略有好轉但尚沒有從根本上扭轉價格下降的頹勢。

　　中國農業發展中出現了十分奇特的現象：一方面是總體的農業生產效率低下，大宗農產品總體上缺乏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卻是眾多的農產品過剩和農產品價格的持續

表1　　1994~2000年主要農產品價格指數（%）（上年=100）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4~2000年。

走低。中央政府自1998年以來連續幾年提出了農業結構調整的政策，積極支持農民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鼓勵農民種植適合市場需求的優質農產品，淘汰過剩的和低品質的、以滿足溫飽為主要生產目的的農產品生產。這些政策在一些地區和部分產品上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針對9億多農民為僅3億多城鎮人口生產農產品的基本局面，農產品的過剩將是難以扭轉。這一輪農產品價格下跌，就是由于農產品產量的大幅度增加與城市人口農產品消費增長緩慢的矛盾加劇所造成的，是因為農產品收入彈性過低的緣故。據專家測算，2000年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6年增加了1441.1元，但這4年中城鎮居民人均用于食品的開支只增加了53.6元，食品的收入彈性系數不足0.04，意味著在此階段，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用于食品的開支只增加不到4分錢，還包括在外用餐費用的增加（陳錫文，2002）。更值得關注的是，城鎮居民1999年人均購買糧食比1996年下降近10公斤，鮮菜下降4公斤多，豬肉下降近2公斤（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所，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1）�？紤]到3億多城鎮人口中還有大約1億多非農業人口是生活在縣和縣以下，他們的生活水平比大中城市更低，因此鼓勵農民進行優質農產品生產的政策所起作用的程度和范圍也會是非常有限的。由于農產品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都很低，當前農產品的過剩是商品農產品消費需求不足導致的過剩，是大量人口滯留于農村所致。　�。ǘ�）眾多鄉村人口與農民收入

　　“九五”期間，我國農民的收入增長幅度逐年遞減：199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幅度為9.0%，1997年為4.6%，1998年為4.3%，1999年為3.8%，2000年僅為2.1%。在“九五”后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僅為3.4%，尚不及同期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速度7.2%的1／2。在目前的統計中，農民純收入主要包括工資性報酬收入、家庭經營農業（農、林、牧、漁）收入、家庭經營二、三產業收入、轉移和財產性收入四個部分。2000年全國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為701元，比上年增加71元，增長11.2%，是純收入增量的165%，如果加上農戶家庭經營二、三產業收入338元，則農民從事非農產業的收入達1039元，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46%。工資和非農經營收入的增量是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量的208.3%。通過上述對農民收入特征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鄉鎮企業及農民外出打工等工資性收入已經成為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的主要支撐。盡管2001年農民收入增長有所回升，達到了4.2%的增長速度，但是收入的來源構成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同時與城市收入的增長速度相比仍然相差懸殊。

　　顯然，眾多的鄉村人口是當前農民實現收入快速增長的主要障礙。從中長期看，繼續依靠政府提高大宗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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