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北方畜牧業產生與環境的互動關系

  1　引言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早期，采集、漁獵、畜牧是與原始農業相伴而存在的生產部門。雖然在采集、漁獵中萌生了原始農業，而原始農業又分化出畜牧業，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并沒有明顯的部門區別與區域分異，各生產形式之間相互補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結構特征。例如在我國內蒙古東西部許多史前時期聚落遺址中都發現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細石器與表現鮮明定居農業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現象，其中內蒙古西部老虎山遺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則農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進入國家階段以后，這樣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時期華戎之間的地域分異仍然十分不清晰，許多中原民族往往在農業中雜以狩獵與畜牧。由于廣泛存在這樣的生產結構，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寫的文獻中，也不過用西北多牧畜少農耕，中原多農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間還沒有明顯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農業的畜牧業，不但在地域上與農業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業是與原始農業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備遷移特征，屬于放養型畜牧業。隨著農業生產內部結構進一步分化，以遷移生活為代表的游牧業逐漸游離出來，形成獨立的生產部門。而依附于定居農業的放養型畜牧業繼續與農業生產保持著密切聯系，并以家庭舍養、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續發展到近現代。

　　游牧型畜牧業與放養型畜牧業存在許多差異，其中在以下幾方面尤為突出：1)規模：放養型畜牧業中牲畜的食物來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圍地帶，因此畜養規模有限，與農業生產之間的依存性很強。游牧型畜牧業中牲畜獲取食物的空間范圍很廣，完全脫離了農業聚落的束縛，畜養規模很大。2)區域：由于放養型畜牧業與農業生產之間的依存關系，其分布地區多與農業生產結合，出現在農耕區或半農半牧區。與放養型畜牧業分布地區不同，游牧型畜牧業則跳出農耕區的基本范圍，成為草原環境的產物，并在遷移中建立了更廣闊的生存空間。

　　在各類非農業生產類型中，游牧型畜牧業（簡稱游牧業）雖然起步較晚，但無論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還是在由人類活動而塑造的人文景觀中，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許多學者就游牧業與騎馬民族的產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見解，其中日本學者江上波夫認為騎馬民族的發生和發展，極大程度上決定于地理環境。尤其歐亞大陸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無法進行農耕，又沒有大型食肉動物對草原牲畜造成威脅，是理想的牧場[2]。美國學者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則就中國歷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產生與馬的應用關系密切[3]。乘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與依牲畜而生存的社會密切聯系在一起，從而由部落發展成草原國家。那么除了草原環境與馬具之外，是否還有其它原因成為游牧業脫離農業而趨向草原的動力呢？離開中外史學界對于這一問題的解釋，我們將問題的視點放在環境上，并指出游牧業的產生與環境存在一定的互動關系。

　　　　2　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興起與氣候變遷

　　在廣義農業的范疇之內，游牧業出現最晚。就中國的歷史背景而論，對亞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權威地位的拉鐵摩爾、江上波夫等外國學者認為，公元前4世紀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是中國北方草原地區游牧業與騎馬民族興起的標志[2～5]。對于這一觀點的理解應包含這樣的內涵，即胡服騎射是中原民族對抗草原騎兵的應對措施，因此這一時段不但標志著騎馬民族的成熟、強大，而且也顯示了真正以文化、生產手段與分布地域不同而區別出農耕與畜牧兩大區域的歷史進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經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過那時這些民族的空間發展還僅限于北方草原地帶，農牧民族雙方還沒有在空間上發生激烈沖突，以中原諸國為代表的農耕民族也用不著采取任何防御性的應對措施。

　　　　2.1　中國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見于文獻記載最早活動于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戰國以前的文獻中也將其稱之為“鬼方”、“獫狁”等，戰國時期“匈奴”一詞開始反復在文獻中出現。大約從戰國初期這些活動在山陜、內蒙古一帶的非農業民族逐漸具備了騎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極具戰斗力的騎兵部隊，屢屢對秦、趙等國構成軍事威脅，并以中原諸國北方勁敵的定位而見諸于史籍。伴隨游牧活動，整個民族具備典型的“行國”特征。“行國”之稱始見于《史記·大宛傳》，其中提到所謂的“行國”就是“隨畜遷移，與匈奴同俗”。這時匈奴已經成為人們理解中的典型“行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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