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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思想對經濟學研究的借鑒及啟示經濟論文
(一)中西醫思維方式的不同對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
西方哲學以元素論和原子論為基礎,追求的是通過主客體之間的互動,實現對客體的不斷認識,并最終對客體實現改造,以滿足主體的要求。在此思想指導下,西醫的思維方式是當人體出現疾病時,醫生以其為客體,在不斷的實踐中對其逐漸了解,并最終找出治療的方法。
所以,西醫認為健康與疾病是軀體有特定形態學表現的正常與異常狀態,軀體形態組織的完整一致性是其追求的健康標準。中國哲學以元氣論為核心,認為作為客體存在的“天”、“地”是作為主體的“人”產生的根源。《黃帝內經?素問?寶命全形論》曰:“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由于人為天地所生,天地中有人類存在所需要的各種元素,所以,人類只有順應自然規律才能夠生存。在此思想指導下,中醫追求的不是如何改造外部的客體,而是主體的行為如何順應自然規律,并最終達到天、地、人之間的和諧統一。因此,中醫認為健康與疾病是“完整的人”(與天、地合而為一)的正常與異常狀態。由于中醫有這一特點,所以不像西醫那樣追求的是治療“已病之病”,因為只有當疾病出現時,西醫才能找到需要改造的客體,而對于中醫來說,只要主體的行為不符合自然的“道”,必然會導致疾病的產生。所以唐代醫家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提出“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的觀點。西方經濟學與西醫的相似之處在于,二者都追求在認知客體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改造。保羅?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學研究的是一個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將它們在不同的人中間進行分配。”[6]
在此定義中,客體是資源、商品及勞務,主體則是作為有自主思維的人。中西醫思維方式的不同對于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是:不要過分追求改變自然,以希求自然能夠滿足人類的需要,而要努力適應自然的規律,這樣人類的生存環境才能更加和諧。在醫學中,中醫的追求目標是按照自然規律行事,只有在違背自然規律的時候,人體才會出現西醫所努力診治的疾病;同樣,如果人們不按照自然規律行事,出現自然界不能滿足人類需求的情況,這時試圖認識并改造自然資源的“經濟學”便會出現。“事物是一分為二的”這一經典在各個地方都有所體現。在對經濟學的批判上,雖然表面上看經濟學對于資源的配置起到了優化作用,使得作為主體的人類實現了利益最大化,但是這種最大化只是以人類某一時段、某一群體而言的最大化。對于整個人類來說,某一部分利益的獲得必然帶來另一部分利益的損失。如果某一時段、某一群體利益的獲得超過整個永續人類可以接受的最大利益,便可能會產生難以想象的后果。
在西方經濟學中,研究者認為,某一地區GDP越高,經濟發展水平就會越高,同時人們就會感到越幸福。因此,GDP成為人類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2012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形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于是在以GDP作為官員升遷重要評判標準的時代,中國地方政府出臺了升級版的“四萬億”,旅游文化產業、海洋經濟產業等以前鮮有問津的領域成為投資熱點,地方政府的發展規劃預示著我國的自然環境及海洋環境將開始或已經遭受大規模的破壞。這種對環境進行大規模改造以追求使國人“幸福”的方式不具有可持續性。實際上,完全可以像其他一些國家那樣,以幸福指數作為官員施政的評判指標。相對于GDP,這一指標更加關注人類生存的自然狀態與社會狀態,更加符合自然規律,也有助于建立一個永續幸福的人類社會。
(二)中西醫方法論的不同對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
西方還原論認為,①整體是由部分構成的,因此高級形式的物質是可以由低級形式的物質構成的;②生命這種高級的運動形式是可以由機械、物理、化學等低級的運動形式組織起來的。如笛卡爾認為宇宙是一個巨大的機械系統,生物也被描述為自動的機器,可以用一般的物理規律作出解釋。在此思想指導下,西醫不斷把人體分解成更為微小的組成部分。
隨著科技的發展,研究從器官、組織、細胞等層面進一步縮小到分子、病原體甚至基因等層面,同時在物理、化學等學科的發展之下,治療的手段也越來越微觀。這種各方面互相割裂進行治療的方法產生的現象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得到的結果是治愈已有疾病的同時,可能由于副作用又感染上了其他疾病。中醫的整體論認為,①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體的組織結構及各種器官都可以納入到以五臟為中心的藏象系統中,通過經絡,聯系成一個統一的整體;②不但人體本身是一個整體,人與自然環境也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自然界的時間、環境變化對人的身體也會產生影響[7]1。《黃帝內經?靈樞?邪客》曾云:“人與天地相應者也。”
由于中醫具有系統論中整體性、聯系性、有序性和動態性的特征,在此思想指導下,醫生必須對疾病進行全面的分析與思考,并結合內部與外部環境綜合診斷予以治療,所以治療疾病更加徹底。中西醫方法論的不同對于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是:在解決經濟問題時應開闊視野,看到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性,不能把眼光僅僅局限于需要解決的個別問題甚至是個別問題的細枝末節上。目前來看,經濟學研究的整體性是以某種角度來討論資源分配問題或具體解決某一方面的問題來體現的,但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整體性應該是從各種因素以及動態的觀點來解決問題。影響經濟的因素,既有社會的、政治的,也有文化的甚至是自然條件方面的。
在遇到某一經濟問題時,應該也可以采用經濟學之外的方法來解決。亞洲金融危機時,韓國的外匯儲備降到低點,而且短期內尚有大批外債需要償還。危難時刻,韓國廣大民眾紛紛走上街頭,主動捐獻黃金和美元給國家,換取政府公債,成功幫助政府穩定了韓元幣值,共同渡過了經濟危機。
這種情形之所以發生在韓國,一方面體現了廣大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廣大民眾能以整個國家的大局為重。這就是從社會方面解決經濟問題的一個案例。我們不但要看到現時各方面因素之間的關系,而且還要考慮到隨著時間的推移及其各方面條件的變化對經濟所產生的影響。當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并迅速在全球蔓延的時候,我國為了保持經濟穩定,出臺了四萬億投資計劃。在此投資計劃的刺激下,我國沒有出現如其他國家那樣的經濟衰退,經濟增長仍保持了高速發展。隨著外部經濟的復蘇,我國的通貨膨脹壓力增大。為了緩解通脹壓力,我國又開始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而四萬億投資項目大部分建設周期較長,在這種情況下,很多項目成了半截子工程,既浪費了人力、物力和財力,又破壞了環境。這是沒有以動態眼光考慮問題所產生的結果。從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到,在解決經濟問題時需要考慮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原本沒有“經濟學”這門獨立的學科,在古希臘時期,政治學、倫理學、政治經濟學三者是一體的。在古代中國,“經濟”有“經世濟民”之意,它既包括國家應如何對經濟活動進行管理,又包括國家如何處理政治、軍事、法律等各方面的問題,后來由于學科的分化才出現了專門的經濟學科。雖然經濟學科的專業性增強了,但始終與其他學科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三)中西醫研究對象的不同對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
任何一門科學,都是以研究對象來界定其研究領域與研究范圍的。從表面來看,中西醫的研究對象都是同一個人類,但兩者之間的內涵卻有著天壤之別。西醫關注的是人體組織形態的結構變化,因此研究對象主要是無生命的“人”以及已經失去生命的器官。隨著生理學的發展,動物又成為了人的替代品。從臨床上來看,雖然研究對象仍然是活著的“人”,但是此“人”是在一定的實驗條件下存在的“人”,而非存在于社會自然環境中的“人”。在西方哲學思想指導下,人類成為了和其他事物一樣的機器,———這種觀點實際上割裂了人類與之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關系,繼而通過物理、化學以及數理的分析推理得出治療方案。由于在與自然割裂情況下診治的標準是一個個量化的指標,所以有人認為西醫培養模式下的大夫也成為可以批量生產的機器。
與西醫不同的是,中醫研究的對象是有生命的“人”。此人生活在具體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中,而非實驗室里設定的種種假設條件。由于生命活動的復雜性以及生存環境的多變性,中醫不可能像西醫那樣細致地研究影響機理變化的每一個因素,他只能通過人類外在的形體及情感表現來進行求證。大夫通過四診合參全面獲得疾病的信息,然后結合周圍的環境確定治療方案。因為中醫的很多東西是無法量化甚至觀察到的,如神、氣等,所以對生命的感悟、經驗成為中醫體系的有機部分。在這種情況下,中醫大夫的培養成為一個漫長的過程,甚至很多人終其一生也無法得到中醫的真諦。中西醫研究對象的不同對于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是:
不要過分追求研究獨立的經濟行為,而要把研究對象置于自然存在的社會中。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是:根據一定的假設條件,列出“優美”的數學公式,然后通過繁瑣的計算,得到人們應該遵守的結論。這種范式的重點是需要找到對問題研究影響最大的指標。由于人類認識的局限性,這些假設條件絕大部分都是在生活中已經存在的現象,所以當新的問題出現時,人們又會列出新的假設條件,重新得出結論。例如,隨著金融危機的一次次爆發,解釋這一現象的模型已經推出了第四代。由于西方學者在研究社會資源如何最優配置時,只根據某一地方甚至憑空提出了一些假設,而這些假設并不能夠適用于任何地方,所以得出的結論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例如,“休克療法”在玻利維亞得到了看起來耀眼的成績,但在俄羅斯卻無論從表面還是本質上都遭致失敗。
中醫通過“望、聞、問、切”全面了解和掌握疾病情況,為進一步治療提供依據。在經濟學研究中也可應用相應的方法,從直觀上,“望”就是到實地去考察當地的人文環境、自然環境以及人們的精神狀態等情況;“聞”是通過聽、說或者閱讀,了解當地各方面的情況;“問”是通過詢問當地人或熟悉當地情況的人,了解和掌握當地各方面的情況;“切”是查看當地各方面的指標。通過這四種方法,就能夠對當地情況有比較詳細的了解,從而做到更好地、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
(四)辨病論治與辨證論治對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
治愈疾病是西醫和中醫的共同目標,而對疾病的認識無疑是治療的核心環節。因為各自所處的環境不同,所以兩者在對疾病的認識方面存在著較大差異。西醫對疾病的認識過程遵循的是辨病論治。西醫學者認為,疾病是機體在致病因素下發生的一個完整過程。在實驗室中,通過物理、化學手段可以再現或“復制”致病的機體,然后相比較正常機體在物理、化學上的差異,從而得出“病”的模型。這個模型體現了該疾病在物理、化學方面的某一共同特征。在臨床中,將通過物理、化學方法搜集到的多種指標與正常指標進行比較,就可以確定出疾病之所在,繼而通過物理或化學的手段進行治療。中醫在治療中講究的是辨證論治。中醫起源于長期的臨床實踐。通過歷代醫家對臨床經驗的不斷總結、歸納、演繹,逐漸升華出中醫自己的理論體系。中醫所描述的機體是一種抽象的實體。“證”是在疾病過程中,一定階段的病位、病因、病性、病勢及機體抗病能力等本質變化的有機聯系的反應狀態,表現為臨床可被觀察的病狀與體征。辨證論治的過程是將四診(望、聞、問、切)所收集的資料以及癥狀和體征,通過分析、綜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質、部位以及邪正之間的關系,概括、判斷為某種性質的“證”,然后確定治療方法。
辨病論治與辨證論治有各自不同的側重點。“病”關注的是疾病認識的基本矛盾,在疾病發作的整個過程中,致病的異常因子貫穿始終;而“證”注重的是疾病認識的當前主要矛盾,對于同一種疾病,在不同的時間、階段以及發病者因體質、年齡、性別及生活環境等不同因素可以產生不同的征候,于是出現了“同病異治”這種情況。當然,不同疾病由于影響因素的不同也可以產生同樣的征候,即“異病同治”。“病”與“證”兩者的比較對于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是:在研究經濟問題基本矛盾的同時,也要關注經濟問題的當前主要矛盾。不可否認的是,基本矛盾始終引導著問題發展的方向,但還要認識到問題在同一性中的多樣性。以金融危機為例,由于發生金融危機國家的經濟、社會、自然稟賦各異,或者金融危機應對時發展情況的不同,應該考慮相應的方法進行解決。因為“證”這個概念不像“病”的概念那樣直觀、易于接受,所以在經濟問題中對應“證”這個概念的體系無法比較容易地構建出來,但是我們應該理解同一經濟問題解決的針對性,這樣就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結語
由于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有著不同的起源,所以它們屬于完全不同的思想體系。通過對這兩種思想體系在醫學方面的差異比較,認為經濟學研究范式需要關注四個方面,即①順應自然規律促進經濟發展;②解決經濟問題要注重各因素間的普遍聯系;③把問題放到具體的環境中進行考察;④弄清楚所要解決的問題的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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