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銀行前車之鑒

日本的銀行在過去10年里總共處置了90萬億日元的不良資產。這個規模等于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的貸款增加額的80%左右。這意味著泡沫崩潰型不良資產差不多處置完了，現在剩下的不良資產中經濟蕭條型不良資產占絕大多數。通貨緊縮對于銀行的最大后果是壓抑了利差——存款利率不可能低于0，貸款利率卻可能接近0，日本銀行業的凈利息收入／總資產比率由1990-1991年的1.8%下降至2000-2001年的1.2%。舊的不良資產被處置的同時，由于經濟低迷，企業破產增加，銀行公司治理機制不變，又產生了新的壞賬，而銀行的微薄盈利又不足以及時沖銷壞賬，不良資產再度累積。

　　截止至2002年3月底，日本民間金融機構持有的不良資產仍有52.4萬億日元，比2001年同期增加9.5萬億日元，不良資產不減反增。

　　　　體制性制約

　　首先是行政化的銀行監管體制。日本銀行業監管由大藏省主導，職業官僚出身的大藏省官員，現代銀行金融方面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不足。大藏省是負責稅收的機構，希望多收稅，因而大藏省不想銀行盈利太低，便會縱容銀行粉飾利潤。

　　其次是背離審慎標準的會計規則。日本銀行業“會計花招”(accounting  gimmicks)廣為使用。一是大藏省容許銀行業將其證券投資按成本計算，而不是按“成本與市值兩者中孰低”的國際會計準則計算。二是銀行可將其不動產的賬面升值的45%計入“二級資本”《Tier2  capiatal)，證券投資尚未套現的賬面利潤也可計入“二級資本”，而不動產和日經指數的波動性極大，所以，日本18家最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賬面值平均為10%，而依審慎標準來估計平均僅為3%。三是大量將延稅資產計入自有資本中去。延稅資產是一種高風險的資產，一旦貶值，必導致銀行自有資本的減少。四是銀行不必立即呈報不良貸款，應收未收利息仍可計入當期收入。五是日本銀行業的壞賬準備金覆蓋率僅有60-70%，無法沖銷不良資產。

　　再次，銀行管理者利益集團的掣肘。

　　最后，銀企公司治理機制的缺陷。日本企業公司治理機制方面的最大缺陷，就是企業之間（包括銀行與企業之間）的相互持股，以及由此造成的企業經理人權力高于股東權力的悖論。銀行與企業之間相互持股，使得銀行與企業之間互為大股東，結果導致了本應站在監督企業經理人角度來維護股東利益的大股東，由于更重視企業之間相互提供商業上的利益，反而與企業經理人結為利益共同體，而失去了監督企業經理人的職能，有時還可能與后者“同流合污”，損害中小股東以及企業的長遠利益。

　　由于種種體制性因素的存在，日本銀行業的不良資產處置已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是一個與日本金融監管制度、銀企公司治理機制、甚至日本政治制度等都有密切關系的問題。出發點良好的銀行壞賬處置方案，在各方利益的兼容并包中，也就大打折扣。

　　　　中日不良資產比較

　　作為一衣帶水的鄰邦，中日兩國盡管社會制度不同，在銀行不良資產問題上卻有著太多的共性：

　　日本銀行企業相互持股，結成利益共同體；國民喜好儲蓄，銀行無資金來源緊拙之虞。中國是銀行和企業都是國有的，利益共同更甚一層，再加上儲源豐富，銀行防范和清理不良資產的動力同樣松懈。

　　日本監管當局偏好行政監管，忽視監管的專業性。中國監管當局同樣長于權力監管，以發布各類應急性行政規章為能事，惰于分析監管對象的運行機制，以致中國迄今未見有分量的銀行運行年度評估報告。1980年代，日本行將退職的監管官員下海至商業銀行蔚然成風，中國在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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