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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我國教育產業化論文
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國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教育產業化”由此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盡管社會各界對此一直爭論不休，但教育產業已自覺不自覺地進入到社會經濟運行體系中去了。
一、我國的教育現狀及困境
總的來說，由于受原計劃經濟體制和蘇聯教育體制與模式的影響以及在深層次上我國文化傳統的內在作用，我國教育管理體制基本上實行的是國家集中計劃、政府直接管理的體制。在現有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原有的教育管理體制已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
首先，教育投資尤其是政府教育投資增長緩慢，總體水平偏低。按照世界有關標準，當一個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300、500、600美元時，他們的平均教育預算應分別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2%、3.5%、4%。但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提供的數字，1994年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公共教育占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中，中國僅為2.2%；世界平均水平為5.2%；就連一般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也分別為3.9%和3.0%。即使近年來我國明確提出“科教興國”的發展戰略，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地位，經過這幾教育投資的高成長，現在教育預算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仍不足5%。我國以占世界公共教育經費總數1.4%的財力，支撐著占世界學歷教育人口22.9%的龐大教育體系。僅僅依靠國家投入，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難以解決教育供求的矛盾。
其次，我國教育投資結構不盡合理。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濟教育發展水平不甚高的情況下，投資基礎教育能爭取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而我國自70年代以來，高等教育急劇擴大，初等教育相對萎縮。在國家教育事業經費中，初、中、高三級教育投入的比例，90年代初為35.22:36.22:21.47。高等教育在有限的財政教育撥款中超過20%，不僅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而且高于發達國家的水平。但從使用效率看，高等教育規模有限，毛入學率僅為5%，遠遠低于國際水平，而培養一個大學生的投資相當于培養60個小學生和25個中學生，高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因此這樣的國家教育投資在結構上顯然是不合理的。
另據權威部門統計，從1994年到1996年，我國義務教育經費中財政預算內撥款的比重從59.85%下降到54.37%，其中農村學校下降到52.63%。義務教育經費支出中財政預算內教育撥款，小學從59.85%下降到51.92%；初中從56.44%下降到49.44%；義務教育中財政撥款的比重比非義務教育的還要低，是政府撥款比重不盡合理的一個方面。
還有，我國現有的財政預算體制對教育發展不利。我國的基礎教育原則上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義務教育在財政支付方面實際上由縣、鄉政府負擔。但國家并沒有實際的財稅政策支持，以增加縣、鄉政府相應的財政支付能力。如1996年在全國義務教育財政預算中，中央財政支出的比重僅為0.04%，非常之低。縣、鄉政府往往由于地方財政困難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教育的投入，而且在實際使用中還到處被挪用擠占，所以真正投入到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中的費用少之又少。
二、實施教育產業化必要性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我國目前已初步具備了教育產業化的條件。而且一些教育產業化的嘗試已經自覺不自覺地進入到現實的社會運行之中了。
1、實際上早在1992年國務院頒發的《關于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中，教育就被明確列為第三產業，而且是“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全局性、先導性影響的基礎產業”。教育有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雙方構成教育市場，交換的商品是教育服務，這與傳統意義上服務企業的性質完全一樣。盡管由于教育服務產品的受益具有社會性和私人性，但這種復雜關系并不影響教育的產業性質。因此從產業分類學上把教育看作產業是不成問題的。
2、從需求方來看，社會和家庭居民有強烈的教育消費需求愿望，教育產業化呼之欲出。我們是一個13億人口大國，到2020年將達到16億，這就決定了教育市場有很大的潛力和拓展空間。而培養與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和數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發揮我國巨大人力資源的優勢，是關系到21世紀社會主義事業的大局。從居民的消費比例看，教育消費的年均增長速度是20%。中國青年報社幾年前做過的一項社會調查中表明：85.6%的家庭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而我國目前高等教育18-25歲青年毛入學率不足10%，我國的高等教育尚處于“精英教育”階段，而越來越多的人期待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這也導致基礎教育千軍萬馬爭過“獨木橋”的局面。家庭對基礎教育的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千方百計為子女選擇一所好學校以爭取高考的勝利。另外近幾年，我國每年約有2.5萬人自費出國留學，按每人每年1.2萬美元的低限計算，至少每年在教育上以3億美元的增率在流出。教育的巨大需求為教育產業化提供了廣闊的市場。
3、教育產業化是緩解我國教育經費不足增加教育供給的途徑之一。按同齡青少年毛入學率計，研究生教育我國僅為0.4%，本科生為4%，專科教育為7%，高中段教育為34%，初中段為85%，小學凈入學率為99%。2020年要達到本科生10%，專科生20%，高中段65—70%，九年義務教育95%以上，沒有通過教育產業化增加教育供給，幾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國家和各級政府、國有企事業單位舉辦的各級各類教育機構辦學模式單一、辦學體制僵化、教育機構冗員嚴重、教育資源利用率低，存在著嚴重的浪費狀況。在這些公辦教育機構中沉淀著相當數量的物力資本和人力資本存量。若通過教育產業化手段充分利用市場經濟資源配置的機制和方式整合這部分沉淀著的教育資源存量，其增加教育市場供給的潛力是相當大的。其次，改革開放后，民辦教育教育異軍突起，至1999年底，全國有民辦幼兒園24643所，民辦小學1806所，民辦普通中學1702所，民辦職業中學689所，民辦中等專業和技術學校1036所，民辦高等學校20所，分別占相應學校比例的13.2%、0.28%、2.1%、6.9%、12.6%和1.9%，已初步形成了從幼兒教育到高等教育、從基礎教育到各類職業技術教育較為完整的民辦教育體系。另外各類培訓機構21309所，年培訓量達600萬人次。大大地滿足了社會的受教育需求。
三、積極平穩地推進教育產業化
盡管從理論上說教育產業化有充分的依據，教育產業化對我國教育的發展和解決教育中的種種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由于現實中某些條件離教育產業化相距甚遠，如果操之過急，可能欲速不達。因此，我們應當積極平穩地推進教育產業化。
1、樹立市場經濟的理念，從整體上把握教育產業化
教育產業化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教育市場化，即是在政府干預下的市場化。既然政府的作用是為了克服市場的缺陷，那么教育產業化在引進市場機制提高教育效率的同時，必須依靠政府的作用保證教育自身目的的全面實現。政府要建立一套全新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運行制度，并形成一整套科學的監控機制，包括法律、規章制度和政策，相應的組織機構和管理手段。只有當政府具備很大的監控能力以后，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的宏觀協調作用才能真正到位。
現階段教育產業化的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里的公平是絕對意義上的公平，即無論是在宏觀層次上還是在微觀層次上，只要接受教育的機會增加和教育條件改善，我們都可以視為公平程度的提高。如果從相對意義上來理解公平，即把人與人之間的差距的擴大視為不公平增加，那么，在微觀層次上教育產業化在一段時間內可能導致教育不公平的加劇。但是，追根究底，這種不公平是社會生產力水平不高所致。要做到完全的、高水平的公平，那只能是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政府有能力為任何一個人提供足夠的教育機會和完全平等的優良的教育條件下才能實現。所以，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的條件下，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現實的選擇。
2、根據市場經濟要求，平穩地推進教育產業化。
按照市場經濟要求，根據各級各類教育的自身屬性與特點，對各類教育進行組織與管理。
首先，就初等普通教育而言，雖然初等教育的投資可以由社會、私人承擔，并由市場來決定其發展；但考慮到初等教育是一種基礎性的國民教育，其發展往往關系著整個國家和民族文化精神素質的普遍提高，并制約整個教育質量的提高和發展。為了在全社會范圍內為初等教育的普及與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和經濟條件，使每一個適齡青少年都能比較平等的接受初等教育，以保證整個國民素質的普遍提高，對初等教育的投資與管理，原則上講只能由政府和社會來承擔，實行相對集中的投資管理體制，以加強政府對初等教育發展的組織與協調，確保初等教育這一國民教育的健康、均衡發展。而不能由私人和市場來自發地決定。當然，在可能的情況下，也可適當發揮社會和個人對初等教育投資的積極性，以便擴大社會對整個教育投資的來源。
另外，根據我國地區經濟發展極不均衡和初等教育實行義務制普及的特征，對初等教育的投資，應在充分重視和發揮地方政府和社會各界對初等教育進行投資的前提下，適當擴大中央、省級政府對初等教育的投資與管理，以便能通過上級政府對地方政府和中小學校教育的投資資助和協調，較好地實現各地區初等教育的均衡發展，從而加快我國初等教育在全國范圍內的普及進度。
其次，就中高等專業教育而言，由于這一層次的教育作為為社會培養和輸送合格勞動力的主要渠道，是直接面向社會并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服務的，那么在市場經濟千變萬化、對各類勞動力的需求復雜而多變的情況下，對中高等專業教育投資的組織與管理，原則上不應實行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而應實行決策相對分散、學校擁有較大投資自主權、并能充分發揮市場對中高等專業教育投資進行積極引導和靈活調節的管理體制。與此同時，由于對中高等專業教育的投資是一種能為投資者帶來較高經濟收益回報的人力資本投資，投資的收益一般主要為受教育者個人所得，那么對這種教育的投資，若從利益與責任對等的角度看，應主要由受教育者個人承擔，即應充分發揮個人對高等教育投資的積極性。當然，中高等教育同樣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即往往具有較強的社會、政治及文化功能與價值，同時社會和國家也往往需要中高等專業教育為其培養出一大批具有特殊知識技能的專門人才，為了保證教育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功能與價值的發揮，保證各類專門人才的正常培養，政府也應對中高等專業教育承擔起一定的投資的責任和義務，如中央政府應承擔和管理那些能代表一國教育、科技和文化水平的重點院校的投資等。所以，在對中高等專業教育體制中，既要發揮個人、企業單位和社會對教育投資的積極性，其發展盡可能根據市場的需要而進行靈活的調整，同時也應發揮政府對中高等專業教育投資的支持和引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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