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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文、簡化字和現代漢語
一“文言和白話，實物是古已有之，名稱卻是近幾十年來才流行的。”兩者都是書面語，不同是“文言，意思是只見于文而不口說的語言。白話，白是說，話是所說，總的意思是口說的語言”。（張中行《文言與白話》）可見，同口語的親疏遠近是文言和白話最大的區別。
但事實上，文言同口語的關系也是相當密切的，只不過是所謂的口語標準不同而已。因為文言文是建立在先秦口語的基礎上的上古漢語書面語言，而我們這里所說的口語則是以唐宋以來的北方話為基礎的，今天大家使用的白話文，即現代漢語普通話書面語，就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
在漢語發展的最初階段，言文是合一的，我們現在覺得那些深奧莫測的古文典籍其實就是當時的白話著作。比如讓人感到“佶屈聱牙”的《尚書》，其中的“誥體”大多便是當時記錄下來的口語，《漢書·藝文志》說：“《書》者，古之號令。號令于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號令”就是“告示”，“其言立具”則說明是沒有經過潤色文飾、立刻寫成的告示。再比如《詩經》，我們知道其中的“風”多為民歌，這也可以肯定有不少是口頭直接創作的。而另一部《論語》，則更是孔子的一部語錄，與口語的關系自不待言。
由于歷史的變遷，書面文字原地不動，而人們日常交際的口語卻必然要發生變化，所以大約從六朝起文言文便與口語有了明顯的脫離跡象。可是因為漢字是表意文字，語音的差異并不妨礙人們閱讀上的理解，所以言文不一致不是什么迫在眉捷的事情，并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同時也因為先秦兩漢典籍都是用文言文寫的，而這部分作品又是漢文化的源頭，所以后世歷朝歷代的文人們就自覺地堅持了一種仿古文創作，這等于是人為地加劇了言文不一致的局面，并最終形成了漢語長期的言文不一致。而恰恰是這種貌似背離了語言發展規律的創作行為，卻造就了漢文明綿延數千年而不斷絕的奇跡，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表達了漢文人在文化態度上的絕對自信。
當然現實生活中，也不乏一些符合人們口語交際習慣的口語作品，從《世說新語》、《顏氏家訓》開始，到敦煌變文、唐宋語錄、宋元話本、明清小說，一路下來，應該說每朝每代都曾產生過數量不少的白話作品，但它終究未能撼動文言文的統治地位，絕大多數只能散落在民間。
這一切，直至晚清才發生了逆轉。其時外強凌辱，國運多舛，國人首先在文化自信心上產生了動搖，這是一個前提的條件，也是漢文化日后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正是這種心態，使得國人破天荒地把傳統推上了被告席，歷數其罪過，而文言文作為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必然要首當其沖地受到沖擊。于是黃遵憲要“我手寫我口”，裘廷梁則聲稱“崇白話而廢文言”，可以說是開了白話文運動的先河。對于這樣的情形，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本來每個時代對歷史的反思都是一種正常反應，也是傳統文化發展進步所必需要走的一步。但把國家衰敗的責任推卸在傳統身上，卻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歷史態度，然后再把這一罪過連坐到文言文，就更是荒唐之舉了。可是由于面臨著可能出現的亡國險境，理性地對待傳統文化已經成為讓國人最難接受的行為，任何冷靜的思考都會被斥為反動思想不得彰顯，而代表愛國的激進主義卻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潮。
于是到了1917年的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被推到極至。當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雖然是從改良文學的角度入物，其主旨卻是倡導白話文，并認為"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他后來還專門寫了一部《白話文學史》，就是來論證這個觀點的。陳獨秀也于2月發表《文學革命論》，用"三大主義"來呼應胡適的"八條主張"。這一前一后，可以說是真正拉開了這場轟轟烈烈的文體革命的帷幕，中國大地從此便沒有了一個安靜的時刻。1918年《新青年》內所有文章改用白話文，《新潮》、《星期評論》等各類白話雜志也緊隨其后，如雨后春筍紛紛出版，白話文蔚然成風。1920年9月，教育部令國民學校一二年的國文，從本年秋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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