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確立和完善

　　在現代公司法中，股東面對自身利益的損害，可以提起三種訴訟：直接訴訟、群體訴訟和股東代表訴訟。這三種訴訟形態的訴權依據、訴訟程序以及法律救濟措施等皆有差異，應當分別構建，獨立適用，不可混為一談。

　　股東代表訴訟，又稱派生訴訟、股東代位訴訟，是指當公司的合法權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公司卻怠于起訴時，公司的股東即以自己的名義起訴，而所獲賠償歸于公司的一種訴訟形態。[1]英國和美國率先在衡平法上創設了股東的代表訴訟制度。英國的第一個代表訴訟案例始于1828年，但英國司法界直到1975 年“Wallersteiner    V.    Moir ”[2]一案中才正式將“派生訴訟”（Derivative Action）一詞接納為法律術語。在該案中，原告股東原本是代表其他股東申請直接訴訟的令狀的，但最終被法院作為派生訴訟對待。[3]隨后股東代表訴訟在美國得到了大量的應用。大陸法系國家受其影響也逐漸建立了此項制度。日本于1950年修改《商法典》時引進了股東代表訴訟制度，我國臺灣《公司法》也仿美日立法例規定了股東的代表訴訟。可以說，股東代表訴訟已成為廣大股東監督公司經營及預防經營權濫用的最重要的救濟和預防手段。

　　與股東代表訴訟制度形成較晚有所不同，直接訴訟是股東尋求司法救濟的最早形態。無論何國的公司法均普遍確立此一訴訟形態。所謂股東直接訴訟，是指股東作為公司成員，在其股東權受到侵害時所提起的訴訟。股東權是指基于股東地位而可對公司主張的權利，分為自益權與共益權。股東為自身利益而可單獨主張的權利，為股東自益權，如接受股利分配的資產受益權、剩余資產分配權。股東為公司利益兼為自己利益而行使的權利為共益權，如股東會議出席權、表決權、委托投票權、公司帳冊、股東會會議記錄查閱權、召集股東臨時會請求權。

　　股東代表訴訟與直接訴訟存在著明顯的區別：直接訴訟由股東以個人名義提起，沒有其他限制；代表訴訟本應由公司提起，因為公司怠于起訴，才由符合法定條件的股東提起。直接訴訟保護的是股東的股東權利，勝訴后，股東的個人權益得到滿足；而代表訴訟保護的是公司的權益，勝訴后利益歸公司所有，作為原告的股東只能根據公司法和其他股東一起分享公司的權益。

　　法院判斷某一訴訟是否屬于股東代表訴訟，主要看三個標準：（1）是否能夠避免復雜繁多的訴訟之累；（2）是否能夠保證所有受害的持股者將按比例從代表訴訟的救濟中獲益；（3）能否使公司的債權人和優先股股東阻止公司將其資產直接分配給部分持股人。直接訴訟的判斷標準是：（1）是否違反了對股東的特定義務（如契約義務），盡管該違反義務行為已明顯使公司受損；或者（2）原告股東所受損害是否可與其他股東所受損害相分離。

　　事實上，股東代表訴訟和直接訴訟的適用范圍也是有區別的。股東代表訴訟主要適用于：（1）針對董事會未盡到適當的注意；（2）公司管理人員的自我交易行為；（3）要求退回公司給予其高級管理人員的不相稱的超額補償；（4）針對高級管理人員侵奪公司機會的獲利。直接訴訟一般適用于：（1）強化持股人的投票權利；（2）要求分取股息和紅利；（3）禁止經理采取措施不正當地保護自己；（4）防止壓制少數股東；（5）迫使公司允許股東檢查其帳簿和記錄。

　　二、股東代表訴訟與代表人訴訟

　　代表人訴訟是群體訴訟制度在我國民事訴訟中的表現形式。代表人訴訟是將具有共同利益關系的多數當事人一方組合起來，將訴訟實施權授予其中的一名或幾名當事人，由他們代表其他有共同利益關系的全體當事人起訴、應訴，法院作出的判決對全體當事人都有拘束力的一種訴訟制度。

　　股東代表訴訟和代表人訴訟均屬于代表他人進行的訴訟，二者在訴訟程序的構造上有相似之處，比如：代表人提起訴訟，均借助于他人的訴權，而不是基于其獨立的原始訴權；當事人的訴訟身份具有復雜性和多重性，都存在程序當事人和實體當事人的分離現象；法院裁判的結果都歸屬于被代表的未直接參加訴訟的當事人，判決的效力都有適度擴張現象。但它們適用于不同的領域：股東代表訴訟適用于公司法領域，在其他訴訟領域，無所謂股東代表訴訟；代表人訴訟則是一個普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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