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查目的評論-兼論我國偵查程序改革(下)

　　顯然，我國的偵查目的觀缺乏一個較為清晰的定位。由于偵查目的是締造偵查程序的前提和指導，偵查目的觀的混淆必然帶來偵查程序的結構紊亂。我國偵查程序的結構之所以在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后并沒有得到明顯的改良，尤其是與起訴程序和審判程序的改革比較起來顯得相對滯后，甚至因此引發偵查程序與起訴和審判程序之間的機制沖突或硬沖突，究其原由應該說是與我們在偵查目的觀上的混亂認識是密切相關的。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迄今已逾5年，新法中的一些遺留問題已經在實踐運作中充分暴露出來，尤其是偵查程序中的問題已經引起學者和立法者的高度關注，如果說96年刑訴法的改革重點是庭審程序和起訴程序，那么偵查程序就是下一輪刑事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因為人們已經認識到，缺乏了偵查程序的配套改革，起訴程序和審判程序的改革效果將大打折扣，甚至成為空中樓閣。但是，改革偵查程序，首先必須轉變我們的偵查目的觀，偵查程序的結構性調整依賴于偵查目的觀的全面轉型。

　　從一般法理上說，對先進國家法律制度的借鑒、移植是后發展國家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基本路徑。然而，跨文化的法律移植卻面臨著諸多難題，難有成功的先例，這是因為，制度本身是文化的產物，任何一項制度的有效運作，都離不開孕育其生成、發展的社會、文化基礎，將一項法律制度從一國移植到另一國，如果不注意對該項制度生存的外部環境和內在機理的斟酌、考量，將不免產生“南橘北枳”的效應。在這方面，國外已為我們積累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本世紀以來，隨著英美法與大陸法兩大法系之間接近、融合趨勢的加強，兩大法系的國家之間開始相互學習、借鑒。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大陸法國家為改善本國的人權保障狀況，而試圖引進英美對抗式程序要素的努力。例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39條，就是模仿英美法中交叉詢問制度而設立的，該條款規定可以采用英美模式，以當事人辯論制實施庭審程序，允許雙方當事人的律師而不是法院，在雙方同意的情況下，對證人進行主詢問與交叉詢問。然而，出乎立法者意料的是，這一條款自設立以來，幾乎沒有當事人運用過，變成了一條死規矩。[18]其中的原因分析起來也至為簡單，因為交叉詢問制度雖然是一項技術性規則，但仍然是以英美國家內生的對抗制精神和文化為基礎的，[1]在德國這個強調權威而缺乏對抗制精神和文化的國度，不具備使其生根、運行的社會土壤。對此，立法者只能感嘆跨文化法律移植的艱難性，必須三思而后行。實際上，這一經驗并非為德國所獨有，它對所有面臨跨文化法律移植的國家而言具有普遍意義，我國作為一個法制現代化進程中的后進國家，在面臨法制現代化的課題時，也選擇了制度移植的發展路徑，試圖在借鑒、移植法治國家先進法律制度的基礎上構建起自己的法律制度體系。但是，法律移植要想取得成功，必須具備以下兩項條件：第一，選擇移植的對象即其他國家的法律制度應當具有合理性、先進性，應當代表法律制度發展的世界性趨勢，這是跨文化法律移植的內在條件；第二，被移植的法律制度應當與移植國現成的法律體系深度契合，不會產生機制上的硬沖突或觀念上的軟沖突，這是制度移植的外在條件。雖然從訴訟文化分類的角度說，偵查目的觀本質上屬于觀念性訴訟文化，而不屬于制度性訴訟文化，因此本身屬于不可移植的部分，但是由于觀念性訴訟文化和制度性訴訟文化之間的互動性，我們通過對相關訴訟制度的移植，同樣可以型塑與之相適應的訴訟觀念，偵查目的觀亦是如此，偵查目的觀的實質就是偵查與起訴、審判的關系問題，它是通過一些列具體制度設計加以體現的，偵查目的觀的借鑒、移植是完全可以通過對具體制度的移植來實現的，因此，偵查目的觀的借鑒、移植是可能的、可行的。

　　偵查目的觀的借鑒、移植必須遵循制度移植的一般原理進行。首先，從制度移植的內在條件考察，英美法國家的偵查目的觀應當成為選擇移植的對象。比較英美法國家的偵查目的觀和大陸法國家的偵查目的觀，以公訴準備觀為基礎、傾向于獨立目的觀的英美法國家，更加看重對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障，因此可以稱之為權利保障型目的觀，而大陸法國家的偵查目的觀更為重視對犯罪的懲罰，因此可以稱之為犯罪懲罰型目的觀。從兩種觀念模型的客觀效果來看，大陸法國家的犯罪懲罰型目的觀更有利于打擊犯罪、控制犯罪；而英美法國家的權利保障型目的觀更有利于保障和維護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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