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法的幾個基本問題述評

關于中國古代法的基本理論，古代學者和政治家有著不少的論述。綜合這些論述，或許能更接近地勾勒出我國古代法的真實，辨析出我國法治早期時代的一些歷史和特點。

一、法的產生—“民眾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

先秦的學者認為，在國家和法律沒有產生之前，遠古的中國社會“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商秧說，“民眾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百姓多了，不免產生奸邪，于是，作為度量奸邪、禁絕奸邪的法制得以產生。墨子分析說，天下之所以亂，其原因在于沒有“政長”。于是選出天子，置立三公，劃分“萬國”，分立國君，置立政長。實際上是以地域劃分國家，建立國家機構，實施國家統治。

滿清入關前，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法律。入關后，“人民既眾，情偽多端。每遇奏讞，輕重出入，（世祖）頗煩擬議”。世祖福臨命人制定了《大清律集解附例》。

從這些記述中可以看出，1、中國古代法律產生的根本原因是“民眾而奸邪生”、“人民既眾，情偽多端”。正是治理天下混亂的需要促成了法律的產生；2、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的動力來自于統治者，并且是統治者（圣人）建立不世功勛，基本安定天下之后。這些圣人憑借自己極大的權威和功業，為了鞏固和穩定統治，開始重視法制的作用，進而發政令、制法律，推行法制。

二、法的地位、作用—“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

中國古代法律只是“主”、“上”統治天下、管理百姓的一種工具和手段。它是用來管別人的，服務于君主統治，服從于君主意志的。在齊國變法的管仲說，“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法設之于官府，甚至不讓百姓知道。鄭國子產鑄鼎公布法律，引起包括孔子在內的不少人的反對。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也認識到，法有其缺點，不是萬能的。司馬遷說，“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法同樣是一把雙刃劍，并不是單單憑法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在秦嬴政之前，商鞅、吳起變法，一方面使國家強盛，另一方面自己落了個悲慘的下場（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韓非的學說甚至還沒有被秦嬴政實施，就被讒言害死）。秦嬴政采用韓非的法律思想治國，征服了六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但是，因為過于依賴法制，苛刑峻法，很快就滅亡了。鑒于秦的教訓，漢初用黃老學說無為而治以休養生息。自漢武帝之后，德主刑輔成為歷代統治思想，法律站在了輔助性的地位上經久不變。

一切法都是經濟利益的反映。法律，就是利益的保護和分配，使矛盾和斗爭的統治者制定法律，體現了他們的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在法律中，他們享有種種特權，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可以贖金抵罪等等。而一旦實施中，觸及了他們的利益和意志，他們就利用手中的權勢和影響，加以制止和阻礙。于是出現“法之不行，自上亂之”的情形，結果施行法制者往往身敗名裂。

三、禮法關系—“相輔而行，不可缺一”

最初的“禮”，原是人們供奉鬼神的一種習俗。禮逐漸由祭祀儀式發展成調整人們社會關系的行為準則。隨著社會的發展，禮逐步完善詳備，成為兼容并包的龐大的體系。《漢書*禮樂志》敘述得較為詳細：“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

從治國的角度看，禮與法有著相似的起源、作用和地位。他們相輔相成，共同維護著統治者的利益和統治秩序。張岱年、魏長海說，荀子“既不同意只講禮治、德治，不講法治；也不同意只講法治，不講禮治、德治。荀況注重禮法的主張，兼采儒法兩家政治理論之長，糾正儒法兩家之短，這是從總結戰國時期的歷史經驗中獲得的。到清末宣統元年，江蘇提學使勞乃宣上書言，“且夫國之有刑，所以弼教，一國之民有不遵禮教者，以刑齊之。所謂禮防未然，刑禁已然，相輔而行，不可缺一者也”。

關于禮法關系，當代學者楊鶴皋有一段總結性的敘述：在戰國之前，法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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