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行為學：言之有物嗎？

　　盡管法行為學有巨大發展，但它也面臨許多挑戰。對此，最精彩的措辭就是阿貝爾（Abel）的責難：“問題和答案已經開始發出悅耳的，但卻更是令人厭倦的‘咔嚓聲’。一方面，那些想認真思考法律的學者不能忽視該領域的成就。另一方面，該領域的所有研究方法均存在瑕疵并可能固步自封。以下幾種方法可能有助于解決法行為學領域的問題：在承認每種社會科學方法之局限性的同時，集中各自的優勢，采取一種徹底的多學科方法；在熟知法律思想可能如何曲解問題之界定的同時，了解最低限度的法和法律方法；基于對寬泛的社會理論所作的長篇大論進行經驗提煉，了解這些理論提出的問題。

　　Gertrude Stein說，那些來自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的人面臨“再無新鮮之處”（there isn‘t any there there）。但在她的腦海中，既然有人、街道和建筑物，就一定還有一些重要而又不可觸知的東西。從事法行為學研究幾十年之后，我對該領域（或是否可能言之有物）形成了一些見解。在就此問題論著的情況下，我意欲檢討“是否言之有物”的問題（在此之前，該領域仍缺乏適當的研究內容），并提出一些暗含的發展方向。

　　事實怎樣呢？從某種程度上講，法行為學取得了諸多成就。國內外有許多學者從事這一研究。要想及時了解該領域奔涌而出的書籍、雜志和會議年鑒（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很困難。法行為學甚至擁有值得受尊敬的王牌——專門的國家科學基金會規劃。而且，為了使規劃合理化，那些企圖影響政策制定者的學者往往擺出經驗研究的面孔，法院和其他法律機構也頻頻引用法社會學研究成果。

　　與此同時，許多學者對法行為學提出詰難。該領域奠基者的大前提是他們的研究將促進必要的改革，以便社會可能更接近于我們要追求的理想。各派批評家的異議集中于：一方面，保守主義者往往認為法行為學僅使民主黨自由主義者的議程理性化；（因此）我們不應驚訝于他們反對使其痛恨的思想披上中立科學的外衣。另一方面，那些更熟悉該領域的學者（他們也許對此并不完全確信）認為，法行為學的實際影響在于使現狀理性化；由于法行為學研究可以被解讀為是對改革不能起作用、激進的變革效率十分低下的暗示，它的真正功能可能在于促進一種具有諷刺意味的、逆來順受的寬容。首先，該領域的學者批駁了1950年代的社會；繼而，1960年代和1970年代為解決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環境污染、消費者權益等問題而作的努力又受到了我們的鄙薄。結論是悲劇性的：現狀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

　　如果我們的研究不能作為大量成功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基礎，那么我們至少能認識法律制度（the legal system）在社會中的地位吧？有些學者對此表示懷疑。他們認為該領域反映了這樣一個信仰，即堆砌實例將莫名其妙地（也許通過變魔術）產生知識。《法與社會評論》的前編輯、法與社會協會的長期活躍分子瑞克﹒阿貝爾（Rick Abel）（180b：826）對此表示憂慮：

　　法社會學已到了發展的緊要關頭。初始范式已不敷其用。在新范式產生之前，該領域的研究將被指責為停滯不前，無非是給人們已經接受的真理增添無關緊要的精細，并在不可能解決問題的論辯中重復老套的辯論。

　　阿貝爾繼續說道（P.805）：“我感覺我們的領域正沿著熟悉的軌跡發展得如此順暢，以致于問題和答案已經開始發出悅耳的，但卻更是令人厭倦的咔嚓聲”。阿貝爾的措辭生動地表達了某些事情困擾著我們中的許多人。

　　文章開始，我將唱一唱高調，談談法行為學取得的成就。阿蘭﹒弗里曼（Alan Freeman）（1981：1230）因提議“鄙薄是不嚴肅的（trashing is fun）”而獲得了永久聲名，故而我將追隨他并關注阿貝爾和其他學者的一些悲觀結論。最后，我將通過結合考察社會理論的更大問題，試圖使研究更進一步。此外，我將關注法行為學研究與批判法律研究之間的潛在關系。也許，即便是那些不愿皈依批判法學的學者也能從中發現新的、充滿希望的發展方向，以及對它的反動。

　　Ⅰ  法行為學的成就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過去二、三十年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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