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與現代學術演進關系解析論文

　　一、文獻整理的類型范式

　　20 世紀初期關于整理國故的討論和實踐，在心態上，有著尊古和崇西之偏重;在實際功效上，則成為從傳統學術到現代學術轉換的重要關捩。 置于近世文獻材料大發現的框架下予以考量，整理國故涉及到文獻材料的分類與使用問題。所謂“二重證據法”或“多重證據法”，即是將材料分成兩類或多類，并且認為不同類型的材料在用于證明的時候存在著統一性或同一性關系。a 如果這種統一性或同一性僅謂材料所指對象同一，那就忽視了其意指層面上的差異。具體而言，古代典籍、古跡遺存和考古文物，三者均指向過去的實在世界。不過，三者的存在形態和意指層面卻有著質的差異。古籍以文字為載體，古跡以建筑和場所為呈現形式，而文物以器具的樣式而存在。質言之，古代典籍屬于語言類材料，而古跡和文物則屬于非語言材料。 相較于實物，語言文字因其指涉關系的概括性和間接性，更適于超越具體情境的限制，具有較強的媒介功能，更便于記載和傳遞信息。就其組織形態而言，三種材料構造既別，則性質有異，三者所包蘊歷史文化信息的程度亦呈現出高下差異：古跡和古物指向過去的生活世界，而古籍則關涉過去的精神世界。就含意性而言，古籍顯然高于另外二者，其對于古代思想文化世界的研究價值亦因之而凸顯。與含意豐富相伴生的是，如何確認古籍文獻的意指關系則對研究者提出挑戰。除卻研究者主體的讀解能力不計，意指關系首先奠基于古籍材料的可靠性之上。流傳的古代典籍無不經歷由原始材料到傳世文獻的整理加工過程。古籍整理的方式和結果約可分為兩種類型：第一，述而不作，尊古定制，傳承并整理往代文獻，如孔子“定經術、刪詩書、正禮樂”， 摘引、纂述、匯編周秦舊章材料而集合成儒家文獻，為儒家學派確立基本典籍; 第二，“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融文獻整理、目錄編次和學術批評為一體，“厥協六藝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如劉向、劉歆父子敘錄群書，董理百家頭緒，著錄《別錄》《七略》，其中不無二人關于古代思想世界秩序圖景的理解和描畫。類型之分實乃文獻整理廣狹二義之別。名義上的分別包蘊著其可靠性指向上的不同。前者即狹義文獻整理，其可靠性指向整理后的文獻與原始文獻之間的一致性;后者即廣義文獻整理，除關注上述一致性之外，還警惕文獻與其描述世界的對應性。d 以上兩種類型可以視為文獻整理方面的兩種范式。以孔子為代表的范式，旨在思想文化世界的恢復和建設，故以文獻編述為整理重心。以劉向、劉歆父子為代表的范式，旨在為紛繁的思想世界理出統序，故不能不在古籍文獻的敘錄中有所軒輊，透露出學術批評史的氣息。從學術發展的角度而言，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的自然延伸。雖然其中有著大量的思想信仰成分，但就其可靠性的指向而言，與現代學術的求真品格有其一致性。循此思路，從文獻整理的角度考察古籍文獻與當代學術研究的關系，不失為把握學術發展演變軌跡的有益嘗試。

　　二、古籍的文獻價值與學術價值

　　章學誠《和州志藝文書序例》指出：“典籍文章，為學術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緒之所流傳”。 作為文化的載體，典籍文章一方面記錄了往代的知識學問，另一方面傳達出那個時代的價值信念。許多古代文明的消失，與其沒有典籍記載或典籍淪亡，有著一定關系——典籍不存，文化無以顯明。作為抽象的知識形態和觀念形態的文化，學術思想若失去典籍文獻之類載體，則因無所附麗而終至湮滅。把握古籍整理與學術研究的關系，首先意味著要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審視和甄定古代典籍的價值。作為古代思想文化的載體，古籍蘊涵著古代社會歷史思想文化信息，載體自身也有其文本整理和著錄評述的流變軌跡。前者較多關涉學術思想價值，后者直接關系文獻學價值，間接包含學術價值。

　　典籍文獻的價值既內蘊于古代社會結構本身，也是現代學術眼光照亮的結果，具有發現與賦予的雙重性質。e 就典籍文獻與學術思想的關系而言，孔子刪詩而有儒學之興，劉向校書而漢學昌明，清人考訂精詳而實學風行，近代甲骨、敦煌文獻面世而開啟現代學術新局面。就可靠性關系而言，古籍的文獻價值是其學術價值的基礎和前提，古籍的學術價值是其文獻學價值的提升和現代學術理念的古典投像。在古典學術的思想框架內審視典籍文獻易流于循環闡釋和意識形態化的套語模式，在文本、解釋者和古代思想觀念間互為援引，以效果說明前提。這種解說由于擱置對于學說思想的先設前提的反思，雖然有利于增強對其正當性的信念，卻無助于其學理性的提升。前科學時代的學術是自成系統的論說和觀點，具有內在的自足性，雖然富含洞見與智慧啟示，但無法經受外在標準的檢驗;固守于傳統思想框架之內，自然傾向于排斥異質學說，同時面對新問題的挑戰也很難做出結構調整并重新獲得思想活力。因此，古典學術話語的語義分析和現代闡釋，應以增強其應對現代問題的解釋力和啟示性為鵠的。這是古籍文獻價值獲得現代生命的重要方式。現代意義上的古籍整理，入手功夫在典籍文獻的甄定，但著眼點卻在于其學術價值的煥發。一方面可將古典學術思想納入現代知識系統和學科框架內予以重新考量，為現代學術提供古典資源;另一方面在對古典學問和思想進行整理、歸納和系統化的過程中確立新學科，豐富現代知識體系和學科門類。典籍文獻的意涵和指涉對象經歷了一個逐漸豐富和不斷擴充的動態變化過程。先秦時期，典籍特指關于典章制度方面的法書圖籍，漢晉之際，除經術之外還包括諸子、詩賦及方技方面的私人撰述。隋唐以降，擴及史書和佛道內典。宋以后籠罩小學類、藝術類及筆記類文獻。明清兩朝則囊收譜牒、類書和小說、詞曲、詩文評類文字。《清史稿· 藝文志》云：“及至晚近，歐風東漸，競譯西書，道藝并重。而敦煌寫經，殷墟龜甲，奇書秘寶，考古所資，其有裨于學術者尤多，實集古今未有之盛焉。”引文所謂“晚近”即晚清末年，為近代的開端。近代典籍文獻，又圈括西人之書和出土文獻。除卻湮滅毀棄的圖書之外，典籍的范圍與數量日積而富，其所蘊含的學術價值也隨之滋長，從事學術創造的可能性也在增加。陳寅恪《陳垣敦煌劫余錄序》曰：“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雖然陳氏所論因具體學術研究而發，但其意指實有見于文獻擴充與學術演進之大勢。結合陳先生的另一篇序文——《王靜安先生遺書序》——考量，其所謂“新材料”約為以下三種：出土文獻、與我國學術相關涉的異族故書和前人所忽略的舊有材料。 相較于舊材料，新材料固然蘊含著新信息，具有潛在的學術價值;但經由新學術眼光打量的舊材料，也可能生發出新學術價值。陳先生的史學著述即是這方面的顯例。由于陳先生這兩篇序文系針對具體學術著述而論，揭示蘊涵其中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學術門徑與所達致的學術境界，而未言及兩位學者對于具體文獻材料所做的整理功夫，因此，極易給讀者造成“材料中心主義”的印象——似乎只要擁有新材料就能獲得突破性成果，而不需對材料下一番整理功夫。此種認識上的偏頗遂導致思想觀念上的博物館式的古籍文物主義態度——要么以占據古籍文獻為目的而缺乏理論分析和價值甄別能力，要么挾文獻材料以自雄、秘不示人。以論代史類的割裂、顛倒和篡改古籍的做法固不足取，但視之為博物館中的展覽文物的態度亦不為無過。古籍文獻固然需要保護和傳承，以維持民族、國家對歷史文化的認同，但古籍文獻的生命和意義，更在于通過對文獻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從而參與當代文明與文化的構建。古籍、文獻和材料三個概念，稱名和意涵雖異，但指涉對象則一。從時代和文本形態言，謂之古籍;就文化信息的蘊涵言，謂之文獻;從學術研究的目的言，謂之材料。具體行文時，依據意指不同，變換名稱或并列稱號，不拘一名。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對待文獻材料的態度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研究主體關于學術的認知、態度和觀念。材料觀和學術觀，表面上相關于研究者的知識文化的水平和條件，但其深層則涉及到主體意向和研究對象意指結構層次的對應關系。文獻材料的意指結構約可分為三個層次，文獻本文的形式層、文獻意指的意義層和文獻符指的對象層。主體意向主要關注第一層次者，學術研究多采賞鑒態度;聚焦于第二層次者，多取征信價值觀;集中指向第三層次者，多持實證主義學術觀。賞鑒態度近于藝術，證信態度近于宗教，實證態度近于自然科學。不同的學科有其不同的品格與宗旨，近藝術者學以賞玩，近宗教者學以征信，近科學者學以求真。以上所論學術態度和觀念，大致可歸類命名為藝術化的學術觀、宗教化的學術觀和自然科學化的學術觀。前者說理多富想象、以意合的方式處理材料，中者多采信心理事件與事實事件互為佐證，后者嚴守邏輯實證主義的論證立場。

　　三、由古籍整理到學術研究

　　由學術宗旨與品格的差異，衍生出對文獻材料不同的處理規范和使用方法。反過來說，由學術方法之異亦可上窺學者學術態度和觀念的不同。具體到學術個案而言，顧頡剛的古史研究，以經驗實證的標準裁量關于上古史的文獻材料，嘗試剔除其中神話、傳說等虛構部分，確定史實并澄清其意義，屬于典型的以求真為宗旨的自然科學化的學術觀。引申言之，以經驗實證的方法研究歷史，勢必重視物理實在和歷史事件而忽略心理事實和效果歷史，在歷史研究中強調由事實到史實的推論，對由虛(心理勢能)生實(歷史效果)的可能性估計不足。由于古史文獻不僅包含事實信息，還包含價值與信念信息。古史系統的考述，研究古代社會事實關系固然是外在的學術目的，通過古史敘事形塑價值、凝聚共識則是學術倫理層次上的潛在的內在目的。清理掉古史文獻材料中的心理因素，自然導致對本體論和價值論的排斥，這也是科學經驗主義追求實證性知識的邏輯反題。在《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一文中，顧先生曾就古籍文獻與歷史研究的關系說道：“研究歷史，第一步工作是審查史料。有了正確的史料做基礎，方可希望有正確的歷史著作出現。” 所謂審查史料，于顧先生特指歷史文本間的比對和歷史話語分析。材料審查既屬于古籍文獻整理的必要功夫，又是學術研究的基礎性工作。經此審查，古籍文獻所蘊含的歷史文化信息得以分層、分類，學術價值因之而呈現，是歷史著述的前提條件。古籍的整理，除包括基本的文獻搜羅、編目、校勘和材料的摘抄、排比、分類外，還應包括對文獻材料的考訂、辯疑、質證和必要的解讀和分析。如果能由一般性的審查進入到對文獻的解析(上文所謂“分層、分類”就是“解析”的具體化)，由解析而發前人所未發(即所謂見獨)，那就會從古籍整理自然過渡到學術研究。以上所謂由古籍整理到學術研究的自然過渡，落實到具體學術實踐上，并非如理論描述——通過概念的轉換和句法連接即可完成——那樣輕易，而是需要長久的學術實踐，經歷長時段的學術經驗和共識的積淀，方始實現。對此，清人曾樸借小說中人物之口有過較為顯豁的說明。我常道本朝的學問，實在超過唐、宋、元、明，只為能把大家的思想，漸漸引到獨立的正軌上去。若細講起來，該把這二百多年，分做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開創時期，就是顧、閻、惠、戴諸大儒，能提出實證的方法來讀書，不論一名一物，都要切實證據，才許你下論斷，不能望文生義，就是圣經賢傳，非經過他們自己的一番考驗，不肯瞎崇拜;第二時期，是整理時期，就是乾嘉時畢、阮、孫、洪、錢、王、段、桂諸家，把經史諸子校正輯補，向來不可解的古籍，都變了文從字順;第三時期，才是研究時期，把古人已整理的書籍，進了一層，研求到意義上去，所以出了魏默深、龔定庵一班人，發生獨立的思想，成了這種驚人的議論。依我看來這不過是思想的萌芽哩!(曾樸《孽海花》第四回“光明開夜館福晉呈身康了困名場歌郎跪月”)上述清代學術的三個時期，就其學術追求而言，可分別概括為求實在、求知解與求意義。其實，第一個時期的求真實即顧頡剛所謂的“史料審查”，與第二個時期的求知解，皆可歸為古籍文獻的整理，從而與第三個時期求意義的學術研究，構成對待結構。納入古籍整理與學術研究的關系框架中，處于對待結構的兩造，就由歷史時期的先后關系轉換成研究程序的順承關系。“求”是整理者或研究者面對古籍文獻的意向。求實在的對象指向古籍文獻言說的內容，求知解的意向指向文獻文本的本身，而求意義則意指文獻文本的對象和文獻文本的意涵對于主體的價值。就學術意向而言，價值的發生過程即主體由文獻材料探求知識、思想或觀念的過程。由求實在而至求意義，古籍整理之于學術研究的價值漸次顯明。關于古籍整理與學術研究的關系，顧頡剛從歷時性的研究過程闡述二者的關系;而郭紹虞則在批評史文獻的歷時敘述中條理出文學批評的邏輯層次。在文學產生并且相當發展以后，于是要整理，整理就是批評。經過整理以后，類聚區分，一方面可以看出文學和其他學術的不同，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文學作品本身之‘本同而末異’，于是也就認清了文章的體制和風格。所以《詩賦略》在《藝文志》中占一席地位，也是批評的開端。于次，再要選擇，選擇也就是批評。選擇好的，淘汰壞的，不能不有一些眼光，這眼光就是批評的眼光;同時也不能不有一些標準，這標準也就是批評的標準?再進一步，于是再要給以一定的評價，就是所謂的品第，而品第就更是批評了?但是這種批評，很容易憑各人主觀的愛好，妄加論斷，于是變得批評沒有準的，也就更需要批評的理論作根據。于是為批評的批評也就產生了，這樣，批評的理論可以指導批評，同時也再可以指導作家。(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 緒論》)郭先生以“批評”概念貫通批評的文獻整理和批評的理論研究。就其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歷程而言，批評文獻的整理與批評理論的研究，交互為用：由文獻整理抽繹出批評理論，成就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專著，奠定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獨立學科地位;以文學批評理念指導文獻整理，推出《滄浪詩話校釋》《宋詩話考》《宋詩話輯佚》等專題著述，主持編選《中國歷代文論選》《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和《清詩話續編》等古文論基礎資料，以上成果屬于古代文論學科基礎建設中的重點工程。

　　郭先生將批評史文獻的整理、分類、甄選和品第視為廣義的批評。廣義的批評隱含寫作者關于文學批評的識見和標準，而識見的發生和標準的確立則離不開一定的學術理念作為其邏輯前提。郭先生研治《中國文學批評史》即存“從文學批評史以印證文學史”的學術理念。郭先生關于批評的理論探索可謂狹義的批評，隱含學術理念的客觀知識化和組織系統化。廣義的批評涉及文獻整理，而狹義的批評即理論研究。換句話說，批評的文獻整理為隱性的學術研究，批評的理論研究為顯性的學術研究。在學術研究的層面，二者之間既有著順承的歷時關系，又存在著蘊含與呈現的結構關系。

　　四、學人團隊、學術著作和學科門類

　　由文獻整理到理論研究，學術循此路徑而層進;由理論介入到文獻整理，一方面有助于發現舊籍中的新材料，另一方面新理論和新材料對原有學術結構的沖擊，勢必導致學術結構的調整和變化，學術因之逆勢而突進。對于學術主體而言，即使是從事同一種古籍文獻整理和研究的學者，因其對文獻材料的興趣點和意向及其對文獻材料與學術研究的關系理解不同，就會表現出不同的學術眼光。這種獨特的學術眼光表現于對新材料的發現和處理上。具體到“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而言，羅根澤雖系郭紹虞的學生和學術助手，但其對于文獻材料的整理和使用就明顯不同于陳鐘凡、郭紹虞和朱東潤等的研究。羅先生受梁啟超《翻譯學與佛典》的啟發，敏銳感受到“上起漢魏，下訖宋元的翻譯印度佛經”對“清末至現在的翻譯東西洋書籍”的歷史比較價值，和翻譯之于翻譯理論與文學之于文學批評的學術類比價值，a在其《中國文學批評史》著作中專設一章“佛經翻譯論”，以現代的“直譯、意譯”等觀念解釋闡發佛經翻譯中的文質失衡和潤飾改竄等問題。在章節處理上，既做到以歷史朝代為經——“佛經翻譯論”之前為六朝文論，其后為隋唐文論;又根據具體情況打破六朝、隋唐和趙宋之間的朝代界限、以佛經翻譯理論的問題為線索集中論述。雖然羅先生關于佛典翻譯論的具體闡述不免失于主觀，但上述處理充分體現出其見獨之眼光。周勛初在為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所作的“序”中說，中國學人處在這一潮流中，一方面參照西方的文學觀念，用來考察中國學術，以期在籌劃新學科時能有新的開拓和建樹;一方面則堅守中國學術本位，力求從中國文學批評的材料中發掘出固有的體系，梳理出一條符合中國文學批評實際的歷史發展線索。羅先生既能從西方新興學術中獲取新的觀點，又能結合本國文化的實際情況去熔鑄新知。他將羅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置于時代學術大潮中予以考量，高度評價其對新理論即西方文學觀念的借鑒和堅守中國學術本位的學術態度。羅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寫作，從運用新理論于舊籍而言，具有跨學科特點;從參照西方文學觀念進行中國文論研究的角度而言，含有跨文化意味。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西方學術觀念和理論的介入，使得中國傳統學術研究也帶有跨學科和跨文化的眼光和屬性。跨學科與跨文化是比較詩學研究的基本理路和方法，在表面的超越或多維意味之下，隱含著更深層面上的對同一性或相通性的訴求，和藉由他者而自我審視的關照取向。跨學科和跨文化的學術理路，無論對于學術客體還是學術主體而言，都具有映射和投射雙重功能，有助于學術理念的自我調適和新研究、新學科的催生。文獻材料的學術價值一方面與其承載的內容和整理者功力有關，另一方面更與研究者的學術理念與理論眼光相浮沉。歷史上一向被忽略的民間歌謠、樂府曲辭和僧徒偈頌等典籍材料，一經納入白話文學的學術視野予以考量，便煥發出學術價值，成就了“第一部具有現代學術眼光的中國文學史專著”——胡適《白話文學史》。

　　同理，鄭振鐸將中國歷史上不登大雅之堂的歌謠、民歌、變文、雜劇詞、鼓子詞、諸宮調、散曲、寶卷、彈詞和子弟書等文獻資料，置于文學史理論框架之下，予以民間文學的學術觀念審視，完成《中國俗文學史》這部學術著作。學術著作如此，新學科門類的建立亦與之休戚相關。王國維先生《宋元戲曲史》不僅是一部偉大的專門學術史開山之作，其戲曲研究還開創了一門新學科。馬美信《〈宋元戲曲史疏證〉前言》：“王國維應用現代理論觀念闡述中國戲曲的特征，揭示戲曲發展的客觀規律，使他的研究大大超越了明清曲論家，開創了現代人文科學的一門新學科。”西方理論觀念的介入，使得《宋元戲曲史》迥異于正統史書之文苑傳、藝文志，也大大不同于集部之類書、雜抄、文案或語錄，賦予戲曲整理和研究以現代學科屬性。傅斯年評價《宋元戲曲史》：“研治中國文學，而不解外國文學，撰述中國文學史，而未讀外國文學史，將永無得真之一日。以舊法著中國文學史，為文人列傳可也，為類書可也，為雜抄可也，為辛文房‘唐才子傳體’可也，或變黃、全二君‘學案體’以為‘文案體’可也，或竟成〈世說新語〉可也;欲為近代科學的文學史，不可也。文學史有其職司，更具特殊之體制;若不能盡此職司，而從此體制，必為無意義之作。今王君此作，固不可謂盡美無缺，然體裁總不差也。” 戲曲研究學科的建立，一方面奠基于文獻材料的整理之上，“王國維的戲曲史研究也是從搜集、整理原始資料入手的。他在撰寫《宋元戲曲史》之前，從我國浩如瀚海的典籍中發掘了大量重要的戲曲史料，并先后寫成《曲錄》、《戲曲考原》、《唐宋大曲考》等資料考證性的文章。在《宋元戲曲史》中，王國維把這些材料融會貫通，創立了初具規模的戲曲史的學術建構和體系”。另一方面，戲曲研究學科的建立有賴于西方理論觀念的學術范導作用，“《宋元戲曲史》首次運用西方的悲喜劇理論來研究中國的戲曲，也是我國戲曲批評史上的一大創舉。” 遵循王國維以西方悲喜劇理論整理和研究中國戲曲的學術路數，王季思曾組織同仁整理選編《中國戲曲選》《中國十大古典喜劇集》和《中國十大古典悲劇集》等中國古典戲曲作品集，并于編著前言中，總結中國古代喜劇作品在題材、人物形象、關目安排等方面的特點，概述中國古典悲劇的歷史發展和藝術風貌，刻劃中國古代喜劇作品的諷刺性與歌頌性兩大類型，以及如夸張手法、奇巧的情節安排、重復對比的手法、情趣盎然的關目、幽默機巧的語言等喜劇手段。王季思及其同仁關于中國古代戲曲文獻資料的整理和學術研究，推動了戲曲研究這門學科的發展。在具體學術領域，從事某一方面古籍文獻的整理者，同時也是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者。惟其如此，才能實現文獻材料與學術眼光的結合，惟有這樣的學術才是既有根坻又有意義的研究。

　　從學術研究的常識而言，某方面古籍文獻整理的先行者和重要專家，往往是這方面學術研究的著名學者，圍繞這位學者以師友弟子為學緣紐帶凝聚一批從事共同研究的人員，從而形成學術團隊，集中的研究成果則孵化出新學科的誕生。國內，復旦大學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即是在以郭紹虞為核心包括顧易生、王運熙等學者在內的學術團隊共同打造的，其起手功夫就是以學術史理念對歷代詩詞文話和詩文評著述加以文獻整理，從而成就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中心。蘇州大學以錢仲聯為擔綱的清詩研究中心、中山大學以吳承學為領軍的文體學研究中心、暨南大學以饒芃子為先行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無不從文獻整理入手把握學術對象，繼而推出學術著述，成立新專業門類，并在學術團隊的基礎上形成一家學派，在學術成果和學術理念的雙重促動下，有效確立新的學術范式。由學術大師到學術團隊，由學術著作到學術規范，新學科的確立與古籍材料的辨析和整理有著內在的邏輯蘊含關系。

　　五、結語：

　　警惕多重證據關系的誤用古籍文獻既具有豐富的文獻價值又蘊涵著潛在的學術價值。由于整理者意向有別：或持保藏待訪之念，或出于管理職責，或存匯輯備用之計，古籍文獻整理因而存在著分別以孔子“六藝”和以劉向、劉歆《別錄》《七略》為代表的兩種類型。在以古籍文獻整理為基礎的學術研究中，由于學術理念和具體研究意向的區別，導致學術觀和材料觀上的巨大差異：自然科學化學術觀以求真為目標，認古籍為嫌犯;宗教化學術觀以征信為目標，拜古籍為圣典;藝術化學術觀以賞鑒為目標，視古籍為古玩。就歷時態考察而言，古籍文獻整理經歷了由求實在到求知解終至求意義的價值追尋過程。就共時態關系而言，古籍文獻整理既是學術研究的基礎，也是學術研究的隱形形態。二者之間既有著順承的歷時關系，又存在著蘊含與呈現的結構關系。跨學科與跨文化學術視野中，由古籍文獻整理到學術研究，對可靠性的訴求漸次轉化為對同一性或相通性探尋以及對他者與自我關系的理性審視。由文獻整理到學術著述，由學術團隊到學術流派，新學科和新學術范式的建立大多遵循上述路徑。研究者關于文獻材料存有兩種極端認知：或騖新，或嗜舊。材料之新舊既關乎發現早晚，更關乎其所屬系統的異質性。不同系統的材料，分屬不同的存在層次，即使其能指系統相近，但其意指關系和意指層次亦存在較大差異。僅僅根據異質材料表面的相似性，臆斷其所指一致，而納入同一論證鏈條之內，存在錯位嫁接的風險。由此反思史學方法論所謂“二重證據法”和“多重證據法”，文物、古跡所存屬于物質制作技藝層面，口述、傳說屬于精神觀念價值層面，史籍文獻所載屬于社會活動事件層面，三者共同構成立體的社會歷史思想文化的全息圖相。如果僅僅根據三者能指形式上的相似性，捉置一處拼湊論證，就很有可能得到一幅扭曲的立體圖相的平面投影圖。對于異質材料或多重證據，進行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澄清和必要的語義分析，對于以擁有多重證據為學術追求的研究風習當有補偏救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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