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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智庫創建:學術立場與社會關切論文
2017 年3 月30 日，筆者參加了《信息與決策》雜志社邀請的在漢部分智庫學者座談會，幾十位與會者大多來自高校智庫和民間智庫，政府智庫和武警方面各有代表出席。在搭建智慧平臺和創建新型智庫的主題下，與會者聊過往、話未來，談經驗、說規劃，講成績、述抱負，慷慨豪邁，好不熱鬧，儼然智庫建設的春天已然來臨。恭聽之余，感慨良多：民間智庫多有以智生財、在商言商的意味，無可厚非。而高校智庫代表們的發言大多津津樂道于論文發表怎樣計入績效、報告出爐如何贏得領導批示、課題申報通過什么渠道得到宏揚等等，似感覺缺少智庫應有的學術立場與社會關切的態度，因以自抒鄙見，以示請教。今應編輯部再三催約，茲將當日談話整理如下，以就教方家。
高校智庫建設首先應戒濫。智庫本來是幫助決策者深謀遠慮的咨詢機構，自身建設理應成為智慧成果的樣本，成為最能體現謀略所在的杰作。然而，不少高校智庫建設在基本的規劃方面都表現得差強人意。給人自家事都拎不清，還能關懷更多的疑惑之感。平心而論，近些年如雨后春筍般興起的高校智庫，相對于黨政軍系統內設智庫、社會科學院系列和民間智庫而言，既屬新鮮事，也應是稀罕之物。然而本埠幾所“211”高校，一家二三年間新建智庫20 余個，另一家則原有智庫性質的機構加上新建的已然過百，且從國家、省部級到院校級一應俱全�！�985”高校就更不用說了。本來中國是缺少黨政軍體制外智庫生長土壤的，沒想到聞風而動高校智庫從無到有，由少到多，“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逼渑d也勃，其情也盛。在這里，且不論高校智庫創建發展的客觀外在環境，僅就高校智庫的建、管、評體制鼓勵鋪攤子、擺鋪子把學校搞成智庫超市，似應引起我們尤其是各級決策部門及其領導注意。
高校智庫是隸屬于高等院校而組建的從事政策研究和決策咨詢的機構。由于高校是專業人才密集的地方，通過智庫的方式，將原來分散在院系各個部門的專業人才組織起來，形成合力與智慧再生產力是其優勢。由于有作為大學既有經費來源支撐，又有大學傳統與現實的聲譽優勢招攬政府、社會和企業的經費支持和項目委托，級別高一些的智庫，還能得到項目和投資，加之有招收碩博研究生的資質，不乏生產數據和論文報告創造者，因而完全可以超出那些作為“內腦”的智庫，絕非民間智庫能望其項背。相對于高校，民間智庫是由民間出資組織并必須體現社會公眾意識對公共政策進行研究和反饋的機構。無論從經費來源、項目信托，還是問題討論準入與接受空間方面，都存在困難。可見，高校智庫憑借上述優勢雖然立項快，建的多，然卻也審慎不夠，難免泥沙俱下，甚或濫竽充數。這些都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其次，高校智庫要明“內”“外”之別。與會者不只一人發言提到中國原來沒有智庫，這一說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以前有沒有“智庫”這一說法，與以前存不存在智庫，是兩碼事。從語用上講，智庫肯定是個新詞。1999 年出版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有“智囊團”詞條，沒有“智庫”詞條，2009 年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也沒有智庫詞條。但中外百科全書中沒有，并不意味著現實社會不存在。中國黨政軍都有自己的智庫，中共中央黨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軍事科學研究院，各級政府下屬政策研究室、社會科學研究院等等應該說都是智庫。從某種意義上講，甚至各級政協、“人大”的各專門委員會都可以智庫性質而論。這些智庫服務的主體很明確，承擔的任務也很具體，智庫和服務主體的從屬關系也很緊切。這些都構成了各決策主體的“內腦”。而新起的高校智庫和民間智庫，則是決策者所需要的“外腦”。高校智庫建設首先要明“內”“外”之別。
“內腦”具有很多“外腦”無法比擬的優勢，比如決策者對項目的擬構意向、項目在系統工作中的輕重緩急、綜合信息的來源、圍繞項目調度各種資源的權能等等，都非“外腦”可以比擬。但是，“內腦”既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也難免因為距離太近產生視覺盲區和由于難以調整焦距而產生成像變異。所以，必須要有“外腦”這樣一個更大的參照系統�！巴饽X”有“外腦”的優勢。“外腦”如果是一個身份的定位，那么，就有歧視之虞，這一問題非但是現實存在，也并非自我矮化，應該說是自知的表現，是相對自主和獨立，相對超然而堅持自己的前提基礎�！巴狻奔仁且环N定位，也是一種視角，更應該是一種超然事利之外，可以言公、必須言公的責任倫理。所以，高校智庫首先要研究的問題是“內外腦”的“邊”與“際”在哪里。既不要越俎代庖瞎摻和，又要堅守智者的底線和操守。要有所為而有所不為，當為必為，不當為必止。要自覺意識到高校智庫是當下政治體制和機制下原有智庫必要的豐富。不要也不應要求與“內腦”享有平等的權責。職責和權能不同，動作機制必然不同。“內腦”是為決策者提供方案，以便實施;“外腦”是為決策者及其“內腦”提供理論模型、理念、系統參照，評估各種方案的利弊得失，不替人決策，更不硬塞結論。如果高校智庫一味追求與“內腦”的平等，則必然同質化，同質化不但導致資源的巨大浪費，而且一定會導致價值虛無。決策者正確決策需要不同參照系的比較和權衡進行綜合考慮，以決定取舍。特別是隨著社會的不斷持續發展，將來也許可能會成為決策特別是重大決策和攸關長遠決策的必要構成和主要依靠。因而高校智庫既應依賴社會發展與進步，也應注意自身的發展與進步。有時甚至應務虛。因為大家都很務實，務實即不贅言;因為大家都不屑于務虛，所以專門提出務虛。務虛不僅必要，而且必須，這是高校智庫最應該有別于其他智庫之處。建庫伊始，要做一些更為基礎的研究，基礎研究不僅需要強有力的專業支撐，而且需要時間更長，關注更宏觀。何況做任何基礎研究都應該有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的考量，而非一個項目接著一個項目走馬燈似地更換。要做普適性的中外智庫史的長時段、中時段和當下智庫生存環境的研究和比較研究。沒有前史研究服務，就像沒有預習的新課，沒有前戲的求歡，結果必然不會好到哪里去。弄不好恐怕連話語方式和交往姿態都難以準確把握，哪能希冀有良好的互動。此外，還要有所擅長專業領域問題的專門史研究。沒有這樣的務虛，當下問題從哪里來?歷史上曾有過哪些解決方案?利弊得失何以生成?創新問題解決的支點立于何處?解決問題的現實杠桿長短力度如何把握?解決問題的向度根據什么校準?在胸無成竹心中無數的情況下，智庫提供的解決方案如果只是為了迎合決策者所好，替別人作意在必先的文章，甚至是單純為了某位領導批示而實則不切合實際，那么，一定難以贏得決策者應有的尊重。因為今天的決策者無論在智力、學歷、資歷、履歷等方面都不遜于甚至超過一般高校智庫學者，尤其高層次的決策者，“未能遠謀”，非古之所謂“肉食者鄙”，實分工不同、職司有殊、績考有別、著眼點不一樣罷了。他們不缺膽識與眼光，所缺者恰恰是折沖這些膽識與眼光的專業背景，需要有對其所執之事或擬行之事的邏輯是否符合歷史邏輯和現實事實與長遠利害的判斷與評議，需要更加專業化和科學性的評判。如果在知識結構大同小異的背景下，沒有對問題的專門研究，是很難提出超越頭痛醫頭，腳疼醫腳的智慧方案的。
中國是十分重視借智成事的國度，在這方面同樣有悠久的歷史。小到個人修養以成君子都要善于借鑒客觀外在的條件，孔子說“多聞，擇其善者而從”;荀子講“君子性非異也，善假于物也”;也就是說哪怕是行軍打仗，本來是以武力決定勝負的軍事行動，也要強調“謀攻”。孫子《謀攻》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吧媳ブ\，其次伐交，下則攻城。”大到國家崛起，沒有不借智引智的。李斯在《諫逐客書》中述西秦之興由借外智而已。東方之國合縱抗秦，孟嘗田文、春申黃歇、平原趙勝和信陵無忌四公子競相養士，各擁門客數千�？梢哉f，在中國社會無論大歷史或小轉折的每一個關頭，軍前帳下、宮中帷幄哪里沒有晃動著智謀者的身影?謀士、師爺、軍師都是智謀者的曾用名�，F代社會單靠一人之智已不足應對復雜的事物，才有參謀部、顧問團、智囊團、咨詢公司之類。聚眾智為一體，更加規范化、專業化、制度化、科學化而成為重大決策不可須叟或缺的存在。前者是以單一個體方式服務于個人或團體;后者是以專業團隊方式服務某些特定的機構或面向所需要的泛在機構，區別如此而已。但凡出言即說中國從前沒有智庫，智庫西來者，都有必要補上務虛這一課。
再次，高校智庫應兼具學術立場與社會關切。高校智庫和黨政軍體制內智庫最大的不同處應該是學術立場，學術立場也是體現自身專業和價值所在的重要特征。學術性不僅體現在智策方向的選擇上，體現在專業基礎上的科學性上，而且還體現在自覺智庫生產與傳統學術生產方式異同而開創新的學術范式不同上。高校智庫有其先天的學術基因優勢，作為智力生產的最重要的場所，高校有積久的學術制度、分明的學科體系、謹嚴的院系機構。這些既是專業化的體現，也是協同創新的崇山險壑。
所以，尤其要自覺警惕以純然傳統的學術習慣來歸化智庫生產。傳統學術可以在一定的體制和機制下進行按部就班式生產，有些甚至可以為學術。然而智庫卻一定要具有應用導向，有社會關切的自我意識和行動能力。要明確智庫的工作是在為政治決策者或企業決策者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服務，要了解服務的對象。應學會如何在做政治決策或企業參謀和做學術之間找到平衡，這兩者的定位是有顯在區別的。
馬克斯·韋伯在《學術與政治》中作過很經典的闡述。他在“以政治為業”演講結束時說：“政治是件用力而緩慢穿透木板的工作，它同時需要激情和眼光……只有領袖才能做這樣的事，即使是那些既非領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須使自己具有一顆強韌的心……一個人得確信，即使這個世界在他看來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為之獻身，他仍然無悔無怨，盡管面對這樣的局面，他仍然能夠說：‘等著瞧吧!’，只有做到了這一步，才能說他聽到了政治的‘召喚’�！� 117 這是韋伯給準備以政治為業的大學生的忠告，想必從事智庫工作的學者也應該明了這一點。馬克斯·韋伯在分析了“專業官吏的興起”及其特征和在決策中的地位之后，明確說“在私有制經濟的企業中，情況也十分類似�！盷67 智庫學者雖然不是政治家或以政治為業者，但如果沒有對政治家或以政治為業者的同情之理解，沒有同樣將信念和責任結合在一起的素養，是難以擔當其智謀大任的。誠然，作為高校智庫學者仍然是以學術為業者，在學術已然空前專業化的時代，學者不僅要有個性、熱情，還要有年深日久的專業修煉。學者也許有自己的好惡或價值判斷，但是，“一名科學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價值判斷之時，也就是對事實充分理解的終結之時。” 38 學者是科學工作者，他需要有個性和勇氣，但又不能逞絲毫的義氣，也不能意氣用事;熱情是他產生學術靈感的前提，但“這熱情，無論它達到多么真誠和深邃的程度，在任何地方都逼不出一項成果來。” 24 至于學者兼領袖之決策者，馬克斯·韋伯說，這不是神的特別垂青，就是用錯了地方。他說：“最重要的是，不管他們是不是領袖，他們的位置根本沒有為他們提供就此做出自我證明的機會。” 42 高校智庫學者更應該堅持具備學術精神和學術立場，同時對所面對的問題應具備專精的訓練和深入的研究，擁有敏銳的洞察力和深切的社會關切，對政治有深刻的理解，對政治決策者抱有深厚的理解與同情，如此方能成為一名合格的智庫學者。
二戰時期，美國文化學者魯絲·本尼迪克特受戰時情報局委托，進行日本民族性研究，所提供的報告(中文譯為《菊與刀》不斷再版)為美國戰后統治日本采取何種方式提供了強有力的決策依據，成為智庫學術的典范。這種典范性可以從多個方面闡述，但鮮明的問題導向與科學理性之學術立場的堅守，無疑是智庫學者應該學習的。由于美日當時處于戰爭狀態，本尼迪克特無法到日本實施田野調查，只能通過觀察出身在美國的日本人、閱讀日本讀物、觀看日本電影、紀錄影片等二手資料完成工作。日本著名評論家川島武宜曾經感嘆：“本尼迪克特依據這些事實栩栩生動地描繪了日本文化的具有決定意義的諸多特征�！弊髡邲]有受兩國交戰的影響，堅持學術理性的立場，客觀看待日本文化和這種文化養成的日本國民性，從而得出經得住時間檢驗的結論。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在眾多西籍東譯著作中，深受上至知識精英下到普通讀者歡迎的有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er,1928-2016)的《第三次浪潮》和《權力的變遷》。這兩部著作是關于人類社會不久將至的“未來”所做的預測，成為集體和個人調整事業和人生向度的參考。前者所預測的“未來”今天不僅在美國，而且在中國早已成為現實;而后者所言在中國今天正在徐徐展開中。托夫勒人生經歷豐富，當過工人，從事過記者職業，但使其名聲顯赫的是其作為智庫學者所做的工作，他曾受聘擔任著名的羅素·賽奇基金會特約研究員，康乃爾大學特聘教授，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研究員，IBM 等跨國公司顧問。《權力的變遷》所言人類權力的轉移依次經歷“力權”“綠權”和“智權”分別表示以體力決定權力分配、以金錢決定權力分配(因為美元是綠版幣，所以把金元決定權力分配稱之為“綠權”)、以智力決定權力分配。這被視為知識經濟時代到來的宣言。這樣的劃分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一是便于學術表述時將時空序列和學術描述主體作一體化陳述，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人類經歷的每一個時期并非只有一種權力形態存在，而是多種權力形態交相作用，共同成就社會的權力構成形態;二是不同時代不同權力特征在權力分配權重中存在絕對差距。如果按照后一種理解，則今天無疑應該屬于智權的時代。智權時代不僅是以知識經濟為主體的社會形態，而且更加凸顯了智庫在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重要作用。三個時代，“力權”和“綠權”雖然在將要到來的世紀協同發揮重要作用，但將被“智權”主導�？疾焱蟹蚶兆鳛橹菐鞂W者的成功，一個重要的啟示是堅守學術立場與社會關切，兩者缺一不可。
最后一點，對高校智庫工作要有科學的評價。一是要對智庫建設有實事求是的評價。上面談到了對智庫學者素養的一些基本要求，這說明并不是每個高校的學者都有做智庫學者的潛質，與其濫竽充數，不如寧缺毋濫。二是，對智庫學者的評價能否還像傳統學術評價論文、課題加專著一樣論數不論質，也是需要認真研究的。新的評價能否以學術導向、客觀價值和委托性質等綜合因素結合起來考察，這不是本文所能言之的。智庫工作的評價還要考慮當下決策主體和咨詢主體的關系。在現實生活中，特別是涉及非科學技術領域的一切重大社會決策時，話語權非因智而生，有時候恰恰相反，智因權生，即有權即有智。這顯然給大大小小的決策帶來了風險。過去對這種不智決策者造成的一切后果，有一個委責的說法，叫做“交學費”。高校智庫所提供的決策咨詢如果沒有科學的評價導向，自然也只能成為別人交學費的委責對象。如此豈不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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