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學經典改編與影視品牌建設藝術論文

　　改編文學經典能促進影視文化產業等發展,但當下的影視改編卻出現了一些問題。首先,在改編文學經典作品來生產影視文化產品和建構產業品牌時,需要反思和規整的問題是當下改編的影視作品普遍高揚“技術美學”而漠視“人文美學”,崇尚“工具理性”而抑制“人文情性”,經典作品被改編后,成了炫技的表現而缺乏文藝創作應有的較高“藝術追求”和基本“人文關懷”。以2013年年初同期上映的《隋唐演義》和《隋唐英雄》來說,均是以古典名著《隋唐演義》為藍本而改編成的電視劇。《隋唐演義》曾獲得了有“清一代歷史演義小說最優秀的一部”之贊譽,是隋唐歷史小說中的“集大成”者。之所以能獲得如此之高評價,關鍵在于小說成功地塑造了一群心系天下蒼生的“豪杰義士”,為救民于水深火熱而自覺起義,在時代風云激蕩中為了正義、尊嚴和理想而前赴后繼、視死如歸,凸顯了“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擔當精神和敢愛敢恨的血肉情懷。在小說基礎上拍成的兩個版本劇作,卻問題頗多。其中如浙江永樂影視出品的《隋唐演義》,號稱是中國首部完全以電影手法拍攝的電視劇,耗資2.8億重金打造,借助高科技技術手段強化了一些特效制作,但技術方面的提高并不能掩蓋其貧乏的“藝術追求”,炫目耀眼的視覺沖擊背后卻是思想的空洞與虛無,對于“演義”主旨“游移不定”的把握,使得劇作敘事上前后沖突、故事內容不完整,由于缺乏思想的內在引導讓受眾難以適從。特別是對殘暴殺戮無辜士兵的炫技表演及“鮮血”飛揚的聚焦表現,更是凸顯了編劇和導演缺失了基本的“人文關懷”。經常上演的暴力打斗、明爭暗斗、爾虞我詐情節,也讓本就不明確的演“義”精神沖擊得支離破碎。其次,當下的“經典翻拍”往往臆測“人性”的共同性,借口探索“人性”的深度而突破“歷史性”維度,打著表現“美學性”的旗號實際上做的卻是歷史虛無、文化虛無、經典虛無之事。近年來,影視產業中熱衷于拍攝“穿越劇”。

　　“穿越劇”的盛行實質上是一種知識荒誕、歷史虛無、缺乏文化禁忌的表現。編劇們看似富有創意,敢于大膽想象,實際上是對民族文化缺乏信心和愛意,也沒有知識考古的勇氣和耐力,經常性地竄亂經典、虛構歷史、混淆文化,體現出他們既不能深究“經典之所以為經典”的內涵,亦不敢反思之前影視改編的錯漏和不足,更無力結合時代新特性借助“改編經典”以反映當下民眾的現實訴求。如周星馳導演的《西游?降魔篇》,與經典的文學《西游記》離得很遙遠,與“西游”歷史文化也不合節拍。只是借用了一下“西游”的名號和格套來吸引眼球,實際上抹殺了“西游”的人文內涵和歷史價值。其他如《赤壁》《楚漢傳奇》《畫皮》等影視作品同樣都有著這些弊病。一味地為《西游?降魔篇》等贏得了較高票房收入叫好,實際上是一種典型的重物質輕精神、重經濟輕文化、重科技輕人文、重當下輕歷史的功利心態。最后,“同質化”的制作層出不窮,缺乏新生內涵和陌生表現的“個性”創作,實際上是一種偽“個性化”表現,難以獲得受眾認同。“經典”翻拍,究其根本并沒有創造出真正意義上的“經典劇”。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家什克洛夫斯基曾指出,文藝之所以為文藝,就在于它具有“陌生化”的表現形式。近年來,熒屏上所[文秘站:]閃耀的電視劇主要類型,如宮斗、抗戰、諜戰、政治、軍事、商戰、民生、家庭倫理等題材,是“同質化”的重災區。當代文學史上如莫言、海巖、劉震云、麥家等作家的經典作品,經常被商家拿來改編為影視作品,“同質化”現象很嚴重。雖然“類型化”是影視文化產業的基本特征,但“類型化”和“同質化”是有明顯區別的,就在于相同類型的題材,必須尋找到不同的創意角度。改編經典文學作品,往往意味著在同一故事題材下進行影像敘事,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要找到不同的敘事風格和個性氣質。如果在商業運作邏輯中,將個性創作變成為一種模式化行為,那么“花樣翻新”個性表象,實質上是一種“偽個性”。只會讓受眾感覺消費內容曾經熟悉,并不能讓他們因“懷舊”心理而感受到作品就是為自己量身定做,也難以重新激活他們回味經典的熱情。

　　改編文學經典作品,一定程度上應該顧忌和考慮作品本身及改編之后的“藝術性”“人文性”。社會批判理論奠基人霍克海默指出:“今天,叫做流行娛樂的東西,實際上是被文化與工業所刺激或者操縱”,“對投資在每部影片上的大量資本的快速周轉的經濟要求,阻礙著對每件藝術品內在邏輯的追求———即藝術作品本身的自律需要”。因此,他認為像電影這樣的文化工業“不能同藝術相處,即使它與藝術相處得很好”。霍克海默及眾多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批判理論家們發現了文化工業和經典藝術創作之間的矛盾沖突。當然他們的觀點比較偏激、激進,他們固執地認為文化工業和經典藝術不相融合。其實,在蕭伯納、托爾斯泰等經典作家、偉大編劇的視域中,包括小說、戲劇等文學經典改編和影視文化產品制作間并不是水火不容,而是存在著相互影響,完全可以溝通相連。關鍵在于新創作的作品有“藝術性”“人文性”,同樣還是“藝術”生產的延伸,能夠破除生產的`標準化、齊一化,能動地服務和滿足人的現實需要。影視改編不能為追求利潤而簡單模仿,不能為讓受眾購買、消費新產品而追新逐奇、標新立異。改編文學經典作品,還有必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文藝作品所堅守的“歷史的”與“美學的”內在統一標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雖然反對人性論,但并不排斥人性。他既考慮人的自然屬性,同時也把握人的社會屬性。對人性共同形態的描寫,不能僅著眼于自然性,而且應把握其歷史性、社會階級性和倫理、道德、宗教等屬性的綜合方面。馬克思主義者同樣肯定審美的最高境界是人的哲學,審美的最高原則是超功利的,是作用于人的心靈和精神的。正是基于對工業化生產導致了人的“異化”問題的反思,馬克思主義才強調文藝創作應該肯定和倡導人的獨立、尊嚴、價值和地位。

　　仲呈祥先生在反思當下影視產業發展時曾指出:“把過去用政治方式取代審美方式把握實踐,改換成了用利潤方式取代審美方式把握實踐,同樣的實質是排斥了審美的方式把握實踐。……現在我們陷入了一種文化悖論,一方面我們在呼喚經典、呼喚大師;另一方面經典、大師在身邊,我們又不珍視他們留給我們的遺產。”可見,影視改編堅守馬克思主義倡導的“歷史的”和“美學的”統一尺度甚有必要。綜上可見,改編文學經典依然是發展影視文化產業和建構品牌的重要路徑,在文化產業“倍增”戰略視域中反思當下影視改編問題甚有必要。我們要改變當下改編影視作品時普遍高揚“技術美學”而漠視“人文美學”、崇尚“工具理性”而抑制“人文情性”;臆測“人性”的共同性及探索“人性”的深度而突破“歷史性”維度等現狀,進一步在工業化的影視改編生產中堅守“藝術品格”和“人文精神”,做到“歷史的”和“美學的”內在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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