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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趨新學者區分國學與國故學的努力
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當一度風靡的整理國故開始走向衰歇之時，"國學"本身的學科定位或學術認同也產生了問題。有的學者試圖用"國故學"來取代"國學"，有人根本主張"國學"不是"學"。實際上，從19世紀末的甲午戰爭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對于久處外患壓迫下的中國士人來說，20世紀20年代可能是中外"國家"實體競爭最為淡化的時段。此時與清季的最大區別是"學術"與"國家"的疏離: 對強調"國無學則不立"的清季士人來說，國學既不能"無用"，也不能不是"國粹"；但對提倡"科學無國界"的新文化人來說，"學術"與"國家"可以無關，至少關系不密切。1 正是在這樣一種立場之上，"國學"本身成為可以比以前遠更輕松地進行討論的題目。
拘束的減少往往伴生著隨意性的增加，朱熹曾說:"屈原之賦，不甚怨君，卻被后人講壞"。章學誠以為，此語"最為知古人心"。2 與清季相類，民初反對與支持國學者多少都有從自己"成心"出發而將其"講好"或"講壞"的傾向，后者尤甚；不同的是，清季人如此更多是無意中受到"成心"的影響，未必出自立言者有意識的動機；民初人則更明顯地是在意識層面為了某種目的將國學"講壞"。胡適等人對整理國故態度的轉變即是一例，但其轉變態度的主要原因又是認為"國學"妨礙了"中國"這一國家實體的發展，即鄭振鐸擔心的會"有阻礙于中國民族的進步與發展"、特別是阻礙"中國國力及文化的發展"，無意中仍回到"國家"立場之上。3
結果，在較少受到外患直接壓迫的情形之下，一度疏離的"學術"與"國家"再次凸顯出其緊密的關聯，4 體現了民初對清季的思想繼承。或者說，在意識層面力圖區分"學術"與"國家"的民初趨新學者在下意識層面仍相當注重"學術"與"國家"的關聯，兩者間顯然存在著某種心態緊張。在這樣的語境之中，從新文化運動后期開始，不少趨新學人對于"國學"和"國故學"的定義和學科認同產生疑義，有的學者更試圖將兩者區分開來，本文即簡單探討這一現象。
晚清中西學戰的結果是中學已被認為"無用"，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說，國粹、國學、國故等詞匯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說之中，恐怕就因為"中學"已經失去吸引力和競爭力，尤其"國學"明顯是"中學"的近義詞。當章太炎鼓吹"以國粹激動種姓"時，他(以及主張以歷史激發愛國心的梁啟超等)有意無意間不過是換一個標簽而試圖將在時人思想言說中已經邊緣化的"中學"拉回到中心來；但正由于國粹與中學的接近，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或可說基本是不成功的。認為中國沒有國粹、只有"國渣"的觀念在清季已出現，到民初更越來越得到強調。
對已經邊緣化并被"證明"無用的中學來說，即使是一個中立的態度也已相當親切。其實多數中國讀書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一直動蕩于胸中，"國粹"當初確曾較有吸引力，在20世紀最初幾年一度風靡；惟不久即被其主要的倡導者棄用。這部分也因為他們本不認為中國傳統一切皆"粹"，而提倡將傳統區分對待，曾重建出別于"君學"的"國學"。且其在試圖區別于日本"國粹主義"之時已隱約覺察到"國粹"這一新名詞有些問題，也在探索可否以其他更恰當的方式來表述"國粹"。 5
章太炎在1906年曾提倡"以國粹激動種性"，在其1908年的《規新世紀》一文中已將國粹、國學和國故三詞并用，那時基本是作為互換的同義詞而避免文字的重復；但一年多后他將其重要著作命名為《國故論衡》時，則意味著在意識層面對"國粹"的正式棄用，且多少隱含著"反戈一擊"之意:"國故"當然比"國粹"更中性，而"論衡"則義本王充，明顯有商榷批評之意。6 換言之，即使這中性的"國故"也是可以且應該商榷批評的。
不過，對"國故"這一略偏消極的隱含之義也不能太過強調，就在出版《國故論衡》的1910年，太炎又與其弟子錢玄同等發行了面向大眾的《教育（www.35d1.com－上網第一站35d1教育網）今語雜志》，其宗旨便明確首列"保存國故"。7 以"保存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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