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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建構、展望-關于二十世紀詞學研究的對話
二十世紀詞學的傳承、變革與格局建構嚴迪昌（蘇州大學中文系） 回顧二十世紀詞學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
、視角不同、趣味不同、興奮點不同，定有不同的側重點和評量。面對龐大豐富而又復
雜的評估對象，當也應持一種“異量美”式的氣度，否則以偏蓋全，往往不夠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義。何況詞學研究仍處在過程中，所以回顧也只能是相對的、不周全的、
各見所見的階段性的回顧。
二十世紀這百年詞學研究歷史所呈現的是不斷處于蛻變中的動態過程，其始端實承
接自晚清詞學。除了王鵬運卒在世紀之初，繼之鄭文焯卒于1918年，況周頤則又后8年逝
去，朱祖謀壽至1931年。這就是說，“四大家”的影響實際深遠及二十世紀前三十年，
甚至還不止三十年。這種影響不僅是創作趨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齋所刻詞》到《＠
①村叢書》的整輯與版本校勘之學，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風格傾向等詞學審美批評的
取向以及詞史觀念上的影響。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讀到的吳梅先生的《詞學通論》等著
作以及直接或間接受到的師輩對詞的有關教誨，上述影響是那樣清晰。
劉揚忠（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的確，二三十年代嶄露頭角的那個新時代的詞
學家群體厥功甚偉，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這門學問很快地擺脫了過去幾百年那種格局
小、人員少、門徑窄、理論意識差、視野不開闊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狀態，加入了學術現
代化的行列，并成為一門顯學。當然，從學術傳承上我們不應該忘記晚清時期以王鵬運
、朱祖謀、況周頤、鄭文焯等人為骨干的那批舊式詞學家，是他們，以自己的數量和質
量都極為可觀的詞學文獻整理與理論探索的成果，為新詞學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嚴迪昌 回顧詞學百年史，可以發現詞這一文體研究，較之其它文體有明顯的特殊
色彩。傳統的詩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學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態，詞則始終
有種傳統承續而且保持群體的運動態勢。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不僅沒有如斥“桐城”
文、“同光”詩為謬種那樣視詞家為頑悖，相反不少成員還饒有興味地想接收這抒情文
體予以改造，或稱“解放”，而在所謂“傳統”與“解放”之間似亦無尖銳沖突。這是
二十世紀詞學研究歷史上極堪玩味的一個現象。
劉揚忠 盡管如此，但我認為，二十世紀的新詞學并不是傳統詞學自然發展的結果
。恰恰相反，我這里要強調的是，新詞學是本世紀開頭30多年新文化思潮沖擊舊詞學，
使之發生裂變的產物，而決不是傳統詞學的傳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復制。
挾帶著新思想、新觀念和新方法闖進世紀初的詞壇，給這門古老的學問帶來新面貌
的，是王國維、梁啟超、胡適、俞平伯等一批受過西學薰陶的新派人物。同傳統的舊式
的詞學家相比較，這些新派人物思維方式不同，治學路子不同，因而面對同樣的研究對
象所得的結論也大不一樣。他們發表的那些在當時激起軒然大波的專著和文章，所代表
的是一種新的學術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種新的學術范式。幾十年來，詞學界認同他們的
人多沿著他們的路子往前走，去開辟詞學研究的新天地；不贊同他們的則斥之為詞學的
“外行”甚至“異端”。而不管贊同不贊同，自從這批人物介入，詞學研究的學科格局
改變了，新質產生了，并且從總體上被引入了文學研究現代化和科學化進程之中。
王兆鵬（湖北大學文學院） 詞學研究，作為本世紀的顯學及其格局建構有三個標
志，一是有�？�。從三十年代起，詞學就有了專門的刊物《詞學季刊》，八十年代施蟄
存等先生又創刊《詞學》，至今還在陸續出版。二是有宗師。本世紀的詞學研究，出現
了夏承燾、唐師圭璋等一代宗師。本世紀的古典文學研究，從文體分布來看，詩、詞和
小說三種研究都沒有授予過“詩學大師”或“小說大師”的稱號，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
現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濟說：“近代的‘詞學’，大概可以分做兩派：一派
主張側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況夔笙諸先生是。一派主張側重意境方面的，像王
靜庵、胡適之諸先生是。”（《詞學季刊》第一卷第三號《劉子庚先生的詞學》）
鐘振振（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 龍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師。三十年代他主編《詞
學季刊》，幾乎每期打頭的都是他親自撰寫的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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