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詩刪中關于樂府與古詩的收錄和區別

《古今詩刪》中關于樂府與古詩的選錄與區別

········     李樹軍

·····      （遼寧大學文學院，遼寧沈陽110036）

     摘要：《古今詩刪》是李攀龍晚年編選的，學習古代詩歌的范本，它歷來被認為是能夠典型體現前后七子詩學觀點的詩歌選集。其樂府詩的選錄以本辭和最古老的歌詞為主，古詩往往選錄某個時代的重要作家。其古詩選錄崇尚格調雅正，不選艷麗柔媚的格調，而樂府不避艷麗柔媚格調。李攀龍對樂府與古詩的選錄和處理對當時的復古運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樂府；古詩；曲調；復古

    《古今詩刪》是李攀龍晚年編選的，歷來被認為是典型體現前后七子詩學觀點的選集，其影響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后來都非常大，四庫館臣認為“七子論詩之旨不外此編”。[1《]古今詩刪》對樂府與古詩的編選非常有特色，無論對當時的復古運動還是對現在我們認識樂府和古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樂府與古詩的收錄原則

    （一）樂府收錄原則（1）樂府收錄的作品以古曲、辭或者說本曲、本辭為主，包括作家自創新題、新辭的樂府。唐代元稹在其《樂府古題序》中曾論述過唐代之前樂府詩的產生情況，他認為樂府詩根據其樂與辭的創作情況可以分為兩類類：一類是“由樂以定詞”，也就是先有樂譜，然后再依譜作詞；一類是“選詞以配樂”，就是先選詩詞，然后再依詞制譜。他認為“由樂以定詞”的就是“歌”，而“選詞以配樂”的“詞”就是“詩”，詩于是就分為兩種，一種是選入樂的，為“樂詩”，一種沒被選入樂的，為“徒詩”。[2]367這對我們了解樂府詩的創作情況有所幫助。從文獻收錄以及樂府詩的創作情況來看，樂府詩歌可以簡單地分為四類：一是本曲本詞，詞曲一體；一類是本有曲調，沒有歌詞或歌詞失傳，后人填詞；一類是先有詞（詩），后人配樂；一類可以說是根據古曲和古辭模擬的作品。如《樂府詩集》相和歌辭的瑟調曲“飲馬長城窟行”收錄十七首詩歌，除了古辭之外還包括了十六首后人模擬的詩歌。《短歌行》是相和歌中的平調曲，漢末時有樂無詞，曹操和曹丕都填過詞。在第一類“本曲本詞”中又有兩種情況，一是知道歌詞的作者；一是不知道歌詞的作者，這種情況《樂府詩集》等皆指明“無名氏”作。李攀龍所選錄的大部分詩歌為樂府的本曲本辭，較少選后世的模擬作品。如上面所說的“飲馬長城窟行”他只選錄了漢代的古辭，他認為這一古辭是蔡邕做的。漢代樂府中，《戰城南》、《上邪》等30來首都是無名氏的古辭，《大風歌》等11首都知道具體作者，也都是古曲古辭。魏樂府中曹植的《美女篇》、《白馬篇》皆屬《齊瑟行》的曲調或調式，是自制的新題新辭，其《當墻欲高行》等篇章也是自制的新題新辭，皆可看作本題本辭。晉樂府中的《獨漉篇》等70首歌詞都是無名氏作，也就是說都用的本曲本辭。宋樂府、齊樂府、梁樂府和陳樂府也大都選取本辭。《古今詩刪》收錄樂府220多首，其中本曲本辭近180首。這是李攀龍選取樂府的最主要的原則。

    （2）在有樂無詞或有古辭的情況下，選取最早的歌詞。

    《短歌行》是“相和歌”中的平調曲，較早為其填詞的是曹操和曹丕，存留的曹操兩篇，曹丕“仰瞻”一篇，王僧虔評曹丕詩說“此曲聲制最美，辭不可入宴樂”，但《詩刪》選曹操“對酒當歌”和“周西伯昌”兩首，卻沒選曹丕作品。曹操詩慷慨悲壯，言及時行樂，而曹丕詩憂愁凄涼，“長吟詠嘆”，境界風格差異較大。這里，李攀龍選詩似乎更關注的是做詩時間的先后，而不是風格的差異。因為《燕歌行》也不是格力雄壯的調子，他卻選了。《燕歌行》也是平調曲之一，最早為其填詞的是曹丕，《樂府題解》說：“晉樂奏魏文帝‘秋風’‘別日’二曲，言時序遷換，行役不歸，婦人怨曠無所訴也。”李攀龍選曹丕《燕歌行》兩首也應是考慮到它們是最早的歌詞。曹操《苦寒行》、《卻東西門行》、魏明帝《櫂歌行》、晉代傅玄《放歌行》、陸機《長安有狹邪行》，齊謝眺《王孫游》、王融《陽翟新聲》、《江皋曲》皆如此。宋鮑照的《中興歌》曲名不知所宗，郭茂倩也沒說明是否為鮑照自制，也可以如此看。

    也有一些樂府曲調，古辭還存有，但李攀龍沒有選取，而是選錄了之后較早的作品。曹丕《艷歌何嘗行》是古辭之后最早的詩歌，古辭為五言，曹丕之作為三、五、七雜言。

    《蒿里》有古辭，李攀龍沒選，選曹操《蒿里曲》。齊代《估客樂》本是齊武帝所作，使樂府令劉瑤配樂，但是沒有成功，后使釋寶月配樂，聲辭非常和諧，同時釋寶月也上了兩首歌詞。李攀龍選取了釋寶月的詩歌，沒有選錄齊武帝的本辭，而是選了其后的作品。

    此外，李攀龍還選取了少量的模擬古曲古題的作品，這些作品不是古辭之后最早的作品，如晉代傅玄的《放歌行》。也許在李攀龍看來，它們由于作者的才力而別具一格，亦是模仿的對象，故而選取。

    （二）古詩的收錄原則

    《古今詩刪》“古詩”部分的選錄則主要依據時代之體調，往往選取最能突出時代特色的作家和作品。蘇武與李陵的贈答詩、《古詩十九首》是漢代最為突出的古詩，漢代共選了45首，這些詩歌就占了30多首。魏代詩人眾多，《詩刪》則只選錄了曹丕、曹植、王粲、應玚、應璩、阮瑀、嵇康、阮籍等人的作品，在這些詩人中則又突出了曹丕、曹植、王粲和阮籍等人，他們是建安詩風和正始詩歌的代表。

    在晉代詩人中則突出了陸機、陸云和陶淵明等人，其中陸機13首，陶淵明24首。宋代重點選取了謝靈運和鮑照的詩歌，分別為15首和14首，占全部詩歌的四分之三。而齊代則只選取了王融和謝眺的詩歌。

    二、樂府與古詩的區別

    盡管李攀龍沒有直接闡述過樂府與古詩的區別，但我們從李攀龍對《古今詩刪》的選取原則及其所選詩歌的特點可以看出他對樂府與古詩的理解和區別來。

    首先，樂府與古詩的重要區別在曲調和功能上。樂府詩有特定的曲調，其曲調的直接表現就是大部分樂府詩有特定的題目，這類似于后來詞的曲牌，而古詩則沒有固定的曲調和題目，往往隨事命題。樂府如《東門行》、《長歌行》等都是固定的曲調和題目，像《栢梁詩》、《誡子詩》、《與蘇武詩》等題目，皆隨事定題。樂府中用來演唱的曲調在一開始應該包括音樂和歌詞的內容兩個方面，也就是說無論是先有樂還是先有詞，它們在情調上應該是一致的，從而能夠形成一個整體，不能一首悲傷歌詞配上歡快的調子，也不能一首歡快的詩歌配上悲傷的調子。在有樂有詞的情況下，對原歌詞從內容到語言的模仿無疑是能達到適合原樂歌唱的最有效的方式。在音樂丟失的情況下，樂府中的題目便失去了音樂方面的規定性，這時再以原有的題目為題進行創作，其意義何在？應該怎樣創作呢？其實，這時的樂府古題也同樣顯示出了情調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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