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當代舞劇創作問題的分析

    筆者以為：1949年以來，為中國當代舞蹈、舞劇創作建設作出貢獻的有六代編導。以吳曉邦、戴愛蓮等中國現代舞蹈的先驅編導家為第一代；以胡果剛、查列、賈作光、梁倫等中國舞蹈的奠基編導家為第二代；五十年代由新中國藝術院團培養起來的舒巧、李承祥、門文元、黃素嘉、陳翹、張毅、黃少淑，房進激等編導家為第三代；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前期的先鋒編導家蔣華軒、蘇時進、華超、胡嘉祿等可算第四代；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聲名鵲起的編導陳惠芬、王勇、趙明、楊麗萍、王玫、陳維亞、張繼鋼、丁偉、楊威等屬第五代；此后以降的為第六代。

    中國舞蹈與舞劇的藝術大廈自然依*每一代編導家的貢獻。第一二代編導對中國舞蹈創作思想上的影響最久；第三代編導對當代舞蹈創作的成熟最功不可沒；第四代編導的探索在中國舞蹈轉型之際形成的文化沖擊波最大；第五代以后編導的創作最為多樣且最豐產。而當今在舞劇創作領域大顯身手的主力軍則是第五代編導。值得指出的是，這代編導中不少人已盡顯英雄本色，并且以自身的年富力強將繼續主控當代中國舞壇數年，為中國當代舞劇實現歷史性的飛躍搭好階梯。因此，將他們置于我們的話語中心予以關注，分析他們藝術創作的成敗與得失，是我們尋求中國當代舞劇發展對策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起點。

    本文不認為舞劇“是舞蹈藝術的最高表現形式”。但它的確以更大的內涵容量與更多樣的手段為我們更深廣地傳達思想、情感以及對世界的發現提供了更廣闊的天地。自然，對編導家駕馭作品的內容、結構與手段的能力與要求也同步提升。如果說“欣賞藝術就是欣賞困難的克服”，我們在第五代編導的舞劇中之遺憾正是未能更多地領略到這種“困難的克服”，甚至十分遺憾地看到編導家缺少“克服困難”的意識。所以，我以為，中國當代第五代編導如欲登上中國舞劇的歷史高峰，起碼要實現如下三大“困難的克服”：一是對藝術生命“速朽性”的克服；二是對“戲劇性”貧血癥的克服；三是對舞劇語言平庸化的克服。

    首先，藝術生命的“速朽性”是一切美的創新與延續的敵人。戲劇美學家余秋雨先生認為，這是一種經常出現、很難克服、甚至在偉大戲劇家的手下也一再顯現的藝術破壞性的因素。是黑格爾在《美學》中稱之為歷史的外在現象的個別定性。因此：“美的延續性。就其本身而言，就是對速朽性的克服與戰勝。”（余秋雨：《戲劇的美學生命》載《戲劇美學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6月第61－62頁）

    顯然，中國當代舞劇較少涉及到現實題材，然而不少編導家試圖運用歷史題材、神話與民間傳說或者歷史文學作品的改編對現實發生影響。但這種努力的收效從總體上說卻比較微弱。即便一些獲較高層獎項的舞劇作品，盡管從舞蹈編排的角度，不能說不好看、不精致，但編導家的初衷往往并未實現。之所以如是說，不能不說因為作品未能給當代人對歷史提供一個新的詮釋視角與思想有關。他們在神話與民間傳說中依然重復著進行某種造神運動，我們看不到現代民主社會人民創造歷史的思想光輝。

    美與時代的需要相關，時間在不斷地選擇對舞蹈美的價值判斷標準。正如別林斯基在《一八一四年的俄國文學》中所指出的那樣：社會生活存在著一些“永遠生存與永遠向前發展的現象”，它們不會在死神遇見它們的地方停滯不前，而在社會意識中繼續發展，每個時代都對這些現象發表意見，不管每個時代對它們的理解是如何正確。但總是讓它以后的時代說出新的和更正確的見解，因為任何時代、任何時候都不會把一切見解說完。最偉大的藝術家在藝術作品中將過去、現在與未來達成一致。“……他把死人從棺材里拖出來，叫他們重新站起來。他對過去說：起來，走在我前面，使我可以認識你。他學到了教訓——他把自己放在這樣一個場合，在那里將來變成現在。”（惠特曼：《草葉集》序言）對于這樣一個藝術的難題，余秋雨先生曾明確地提出解決的辦法，一是排除戲劇藝術生命

[1] [2] [3] 

【中國當代舞劇創作問題的分析】相關文章：

舞劇04-29

中國當代文學教學的問題與思考04-29

問題分析方法04-29

關于詩歌創作中的構思問題探討05-01

聶耳歌曲創作的獨創性分析論文04-29

涉外廣告文案創作中應注意的文化問題04-27

“80后”作家的創作現象分析 - 畢業論文04-30

詞的熟語性問題分析04-28

公路質量監理問題分析05-01

球體上滾問題分析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