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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認同與國際政治-一種文化視角
戰后幾十年來,國際政治研究領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特別在冷戰格局和平消解后 ,傳統理論對后冷戰時代國際關系的解釋力日漸式微。文化這一國際關系的傳統變量在 經受了長期忽視和掩蓋后,其作用從政治、軍事和經濟等傳統理論的視野中脫穎而出, 成為探究國家行為、對外政策、國際安全等國際關系問題的第三向度。研究國際關系中 文化和社會互動的建構主義也成為同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并駕齊驅的國際關系理論 。建構主義理論的核心概念包括文化、規范與認同,集體認同既是文化解釋國際關系的 邏輯起點,也是文化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發揮建構作用的重要媒介。因此,在某種意義上 ,從文化的視角幾乎可以詮釋出一部新的國際關系史。文化、規范與國際集體認同
在社會學理論中,文化(culture)主要指社會性的精神產品,如知識、信仰、藝術、道 德、風俗等。在國際政治學理論中,文化主要指個體通過互動而形成的共有知識或集體 知識,它是一種社會共有的、結構化了的知識,包括規范、慣例、風俗和制度等。以亞 歷山大·溫特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學派對文化以及與之相關的規范、認同等概念作了明確 的界定,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自己獨特的國際政治理論。根據建構主義的研究,國際關 系中的文化是指不同國家行為體經過國家間互動、社會學習而共同擁有的國際規范、國 際制度和國際規則,它包括國際法、國際機制、國際慣例和國際共識等知識標準。換言 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層面的文化是指社會建構的共有知識,即共有觀念,這種個體之 間共有的和相互關聯的觀念和知識,既包括信念(belief),也包括意愿(desire)。
規范(norms)是與文化直接相關的一個概念。任何文化都具有規范的作用。作為一種社 會約定,規范也是經由社會建構的,主要包括規則、標準、法律、習慣、習俗等。因此 ,規范是一種對擁有一定身份的行為體的適當行為的集體期望和預期,它的一個主要特 征是它能夠創造出行為模式。文化規范不僅是影響國家行為的因果性力量,更是建構國 家外交政策的構成性要素。主要的國際政治理論,包括新自由制度主義,都認識到規范 的重要性,但是建構主義認為規范對形塑國際關系的作用要超過新自由制度主義所認識 到的規定國家行為,并強調重新定義國家利益、建構國家身份和培育集體認同是其更深 遠的影響之所在。(注: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Routledge,2001 ,p.4.)
認同(identity)原本是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的概念,指某社會行為體的自我 同一性和個性,是本社會行為體區別于他社會行為體的規定性,或者說是社會行為體之 所以為“我”而非“他”的規定性。(注:郭樹勇:“建構主義的‘共同體和平論’” ,《歐洲》2001年第2期,第18—25頁。)在建構主義那里,認同一詞含有身份、特性和 認同(同一性)三方面的含義。認同的形成是社會建構的結果,是“基于他人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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