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歷史文化村寨研究的現狀論文

　　1、國內歷史文化村落主要研究領域及進展簡述

　　目前我國關于歷史文化村落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在以下幾個領域.

　　1.1歷史文化村落特征研究

　　不少學者從生態學、建筑學、景觀學、文化等方面對歷史文化村落的建筑特征及構造、村落空間、村落景觀形態特征進行分析歸類.如彭一剛(1992)分析了傳統村鎮聚落物質空間形態特征[1].劉沛林(1998,1999)認為古村落的形態和空間布局普遍受到宗族禮制、宗教信仰、風水觀念、防御意識和詩畫境界等人文理念的支配[2].段進等(2001)以太湖流域古鎮為例系統研究了古鎮空間結構與形態、群序結構和拓撲關系[3].孫大章(2004)將聚落按布局形制分自由式、線型式、街巷式、梳式、組團式、軸線式和圍堡式[4].何依(2011)以山西蘇莊歷史文化名村為例分析了家族姓氏與村落空間的耦合關系[5].還有大量研究以案例村落為對象,分析了其建筑特征、空間形態以及價值等.

　　1.2歷史文化村落演變更新及動力機制研究

　　村落演變方面,趙勇(2005)將中國古村落的主要成因歸結為地理環境封閉、自然資源稟賦好、宗法制度較嚴和文化的認同.部分學者以特定地域為背景,分析了不同地域的歷史文化村落演變及其發展歷程:陳偉(2000)論述了徽州古村落的形成演變與兩次文化嬗變的關系[7];周慶華(2009)結合陜北地區探討了聚落演化的生態動因、適宜模式[8];郭曉東(2007)從形態空間和社會空間兩方面解析了秦安縣葫蘆河流域鄉村的聚落演變[9];林濤(2012)對浙北鄉村集聚化及其聚落空間演進模式進行了研究[10];張杰,龐駿(2012)以歷史文化名村福全空間演變為例,構筑了系統協同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國家制度與大事件是引發古村落空間演變的關鍵因素[11].程海帆等(2011)在基于旅游發展的背景之下,探討了傳統村落更新的動力機制[12].

　　1.3村落保護及規劃研究

　　該領域的研究包括保護理論研究、保護與發展的關系、評價體系、保護內容、保護措施與方法,整治技術,保護與發展的模式等.

　　評價體系方面,朱曉明(2001)從古村落歷史價值、基礎評價和居民意向三部分價值評估內容,提出古村落的評價標準[13].趙勇等(2006,2008)從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兩個方面遴選了15項指標構建歷史文化村鎮保護評價指標體系[14-15].邵勇等(2012)以中國的歷史文化村鎮的特色以及價值評價為基礎,對綜合評價的特征與方法進行研究,闡述綜合評價體系建立的目的、原則、層次和框架[16].周軼軍(2011)等探討了《中國歷史文化名鎮(村)評價指標體系》在地域化實施中的問題,并對其進行了調整和補充[17].

　　保護內容方面,趙勇等(2004,2008)提出歷史文化村鎮的概念類型和確認標準以及保護原則及措施,保護理論、內容與方法[18-19].王景慧(2004)指出歷史文化名鎮(村)的保護要按保護歷史文化街區的辦法來保護它的整體環境風貌[20].方明等(2006)提出歷史文化村鎮中的傳統建筑保護采用修復性再利用、改建性再利用和廢物利用三種方式[21].余壓芳(2011)認為文化空間是村寨保護當中最為敏感的區域,將文化空間分為地點主導型和時間主導型并提出保護建議[22].

　　保護與發展模式方面,趙勇等(2012)回顧30年來我國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發展歷程[23].不同學者從多學科角度探討了生態博物館模式在歷史文化村落保護中的實踐[24-26].樊海強(2010)提出了古村落保護與發展三位一體模式,由保護、經營和監管三個子系統構成[27].劉奔騰(2012)探討了社會轉型期江南歷史文化村鎮保護模式[28].

　　 在措施與技術方面,朱曉明(2000)探討了古村落的土地整理問題[29].鄧曉紅,李曉峰(1996)認為按照生態控制論原理來控制聚落發展是解決文化傳承和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30].黃家平(2011、2012)等對歷史文化村鎮保護規劃基礎數據指標體系進行了建構,并分析了其采集方法[31],以及提出了歷史文化村鎮保護規劃技術路線,導控體系[32-33].

　　1.4旅游開發研究

　　鄉村旅游研究近來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具體到歷史文化村落,包括旅游開發對策、發展與管理、旅游對村落的影響、市場與旅游行為等.

　　吳文智(2002)以皖南古村落為實例分析,認為旅游地的發展一是由非理想區向理想區方向發展的良性持續演進模式;二是保護、開發狀況不斷下降的非良性演進.

　　劉沛林、申秀英(2004)分析了中國村落旅游發展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解決策略[35].吳承照、肖建莉(2003)結合高遷古村,[36]從文化保護與經濟發展、文化經營與社區旅游、生態安全與容量控制分析了其制約因素及對策.汪森強(2002)以宏村為例,認為應創新保護體系才能處理好政府、旅游企業和村民的關系[37].馮淑華(2002)認為城市旅游者是古村落旅游客源市場主體[38],古村落與中心城市空間關系影響著村落游客的流向流量.

　　車震宇(2005)以黃山市、大理州和麗江市村落為例,研究了旅游開發背景下傳統村落的形態變化,把旅游村落分為漸變型、穩定型、突變型和恢復型4類并總結了它們的主要變化特征[39].程靜靜(2012)等以安徽黟縣6個村落為例,構建了生態環境、規模、景觀特色和管理服務4個因素的20個三級觀測指標因子組成的旅游村評價指標體系[40].關于游客感知,戴永明(2013)研究高"真實性"古村落旅游產品的游客認知為古村落旅游產品設計和主客互動平臺搭建提供意見和建議[41].戴林琳(2011)以鄉村節事及節事旅游對不同類型鄉村聚落的影響差異為主要關注點,分析不同地域居民對同類節事的感知差異[42].李萍,王倩(2012)以安徽齊云山為例探討了旅游對傳統村落的影響[43].

　　1.5其它

　　預警及監控研究:趙勇(2008)以周莊為例,探討了歷史文化村鎮的保護預警及方法[44].張淞茜(2012)胡瀟方(2008),對歷史文化村鎮保護監控系統,歷史文化村鎮文化空間保護預警系統搭建及指標體系中評價因子的選擇進行了探討[45-46].量化分析研究:如蒲欣成(2012)對傳統鄉村聚落二維平面整體形態進行了量化方法研究[47],

　　王昀(2009)通過聚落配置圖的數理解析,研究了聚落的中心、領域與聚落形態的關系[48].防災研究:賀為才(2010)以徽州古村石家村探討了村落防災綜合規劃的歷史經驗[49].法律法規研究:如王曉林(2010)以云南省地方立法為例,對保護歷史文化名城(鎮、村)的地方立法展開研究[50].

　　1.6小結

　　綜觀近十幾年國內歷史文化村落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歷史文化村落保護規劃、旅游發展、特征價值和形成演變幾個方面,并形成了多學科參與的局面.由上個世紀重視特征價值研究轉向演進及動力機制的探討,對指標體系的研究日益深化.歷史文化村寨的保護內容、保護規劃是研究成果較為豐富的領域,在大量案例村落研究的基礎上逐步形成體系.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有更多探索,但距離體系建立尚有一定距離.對歷史文化村寨保護與發展的保障體系及保護制度等問題有所涉及.量化、防災及保護預警等研究尚處于起步之初,有待深入.

　　2、貴州歷史文化村寨概況

　　貴州省為多民族聚居的喀斯特典型地域,地理環境的封閉性和特殊性,使得至今大多數的聚落空間保留了鮮明的地域特征和濃郁的民族文化.上個世紀90年代,在貴州境內建立了中國第一批生態博物館;2002年6月貴州省民族村鎮保護與建設聯席會議辦公室以"黔聯呈(2002)3號文件"向全省各地下發了《關于公布全省20個重點民族文化村鎮的通知》,其中包含了16個村寨;2003年至今貴州共11個村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公布的共計5批中國歷史文化名鎮(村)的名單,占全國總數的8%,居西南地區之首;2009年第一批省級歷史文化名村名單的通知(黔府發〔2009〕29號)公布省級歷史文化名村18處;在2012年和2013年分兩批公布的"中國傳統村落"名單中,貴州共計292個村落進入名錄,占全國總數的18.7%,居全國前列.

　　3、貴州歷史文化村寨研究進展

　　3.1綜合調查研究

　　20世紀初期,日本學者鳥居龍藏(ToriiRyuzo)對云南、貴州、四川一帶少數民族進行"文化尋根"田野調查[51].2000年受國家建設部委托,阮儀三教授組織和指導同濟大學師生進行了黔中地區歷史村鎮的調查,調查結論認為黔中地區的歷史村鎮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和藝術價值[52].21世紀以來,云南大學組織了一系列民族村寨調查,涉及到貴州境內大方縣紅楓村調查和黎平縣九龍村調查[53-54].1983年開始,貴州省民族研究所和貴州民族研究學會具體組織了大型的綜合性的民族調查,該調查以貴州省的少數民族主要分布在境內的六座大山、六條大河命名,涉及了貴州大部分范圍,稱為"六山六水"調查,最終匯集為《貴州"六山六水"民族調查資料選編》,共計10卷,600余萬字[55-57].這些田野調查及基礎資料收集匯編,為歷史文化村落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3.2村落特征研究

　　包括村落的建筑特征及構造、村落空間結構、村落景觀形態研究等,形成了較為豐富的著作成果、論文成果以及圖集等.

　　涉及到貴州歷史文化村落空間及景觀形態的研究包括《山地住宅建筑》、《中國民居研究》、《干欄式苗居建筑》、《老房子·土家吊腳樓》等,主要著眼點集中于民居建筑.20世紀80年代之后,從單一的民居建筑保護向聚落整體保護方向發展,如1992年斯心直的《西南民族建筑研究》、蔡凌《侗族聚居區的傳統村落與建筑》、戴志中與楊宇振《中國西南地域建筑文化》;毛剛《生態視野-西南高海拔山區聚落與建筑》、楊昌鳴的《東南亞與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建筑文化探析》.這些著作以西南地域為研究背景,涉及到貴州苗族、布依、土家族、侗族等少數民族建筑形式、構造、與地形地貌結合以及聚落空間形態研究.

　　進入21世紀后,隨著對少數民族村寨調查工作的推進,涌現了一批以貴州地域作為背景的研究成果,貴州省建設廳編著《圖像人類學視野中的貴州鄉土建筑》(2006)、羅德啟《貴州民居》(2008),針對貴州典型民居及鄉土建筑進行了詳細介紹和展示.此外,民族類別的村落研究中,侗族村落研究成果較為豐富,包括聚落形式、建寨規則、空間藝術、建筑形式、民族文化交融帶來的影響等[58-60](顧靜、周振倫、蔡凌,2005).在村落景觀形態方面,余壓芳(2010)以六枝梭嘎為例,剖析了低碳景觀在村寨中的要素構成、成因與趨勢,并探討了適應性的文化保護模式[61].王紅(2005)以貴州增沖為例,進行了侗族村寨的生態空間形態現狀分析,運用彈性理論進行空間的預測分析,分析了其斑塊-廊道-基質空間生態模式[62].各專業人士(余壓芳、劉建浩,2011;周穎悟,2008;周真剛,2013)針對貴州特定村落的空間形態、景觀格局、自然環境等在各自領域內進行了調查研究和分析[63-65].

　　3.3保護與規劃研究

　　隨著《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的頒布實施以及新農村建設的廣泛實施,城鄉規劃、建筑設計、市政工程等相關專業結合實踐項目,探索歷史文化村落的保護規劃與整治技術.

　　羅德啟(2004)梳理了貴州村鎮保護實踐歷程經歷,提出了相應的保護措施,[66-67]并認為保護和利用的矛盾中,應多利用,少開發;村鎮是有生命力的文化載體,其變化不可避免,"變"應在文化的傳承和延續基礎上進行.胡朝相(2011)對貴州民族村寨兩個任務--保護文化和消除貧困,提出了具體措施以及二者之間關系的協調方式[68].

　　各設計機構設計人員(張奕龍,2005;余軍等,2012;趙愛克,2005)以特定歷史文化村落規劃為案例探討了規劃編制原則、整治規劃、保護措施、保護整治技術等方面的內容[69-71],從工程建設角度梳理了保護整治規劃的作用和基本內容(陳隆詩,單曉剛2011;羅松華,2006)[72-73],其中,貴州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承擔了"十一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重大項目"村鎮小康住宅關鍵技術研究與示范"子課題之一"貴州民族村鎮住宅保護規劃與整治技術研究與應用",結合實踐工程探索了民族村鎮保護的保護實施技術.王紅(2013)以貴州"那灰村"為例探討了GIS在保護規劃前期現狀分析評價中的應用[74].

　　3.4生態博物館研究與實踐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完成了對30多個少數民族村落的調查之后,遴選出來進行試點建設的雷山縣苗族聚居的郎德上寨明確將整個村落視為博物館的單位界域,成為貴州第一批露天民族民俗博物館(吳正光,1985)[75].也是我國最早的生態博物館之一.1997年開始,中國和挪威合作,陸續在貴州省六枝唆嘎村、黎平堂安村、錦屏隆里村、花溪鎮山村建立了生態博物館.貴州省文化廳、貴州省博物館編《朗德苗寨博物館》對中國第一個生態博物館朗德的建設歷史和實踐情況做了較為全面的調研和探討.部分學者(余壓芳2006,2012;楊政文2008)對生態博物館理論及應用方面進行了一定研究,包括生態博物館理論及應用,貴州各生態博物館實施情況及效果跟蹤[24-26].

　　3.5文化保護與旅游開發研究

　　對村落文化內涵的研究集中在民居建筑及村落文化空間,解讀了特定案例公共空間及民居的文化性(肖冠蘭;彭麗莉;王蕾蕾,何穎嫻2006)[76-78],認為文化空間是歷史文化村寨中敏感區域,文化格局顯著地影響著當地傳統鄉土聚落的空間形態、文化釋義、民俗表達活動等的發展與變遷(余壓芳,2011)[22].

　　一些研究(向富華,2011;劉俊娟、李海,2012;龍啟德,2008)主要關注了貴州村落旅游發展的模式、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對策[79-81]:如蔣煥洲(2010)提出貴州村落應堅持以文化資源可持續發展為導向的開發理念,強調保護文化的原生態;并認為建立政府、企業、村民之間合理的責權機制是保護與發展的核心問題,主張構建村寨旅游開發的社區居民參與機制[82].隨著近年保護開發歷程的推進,村落景觀、文化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遷.余壓芳(2009)根據鎮山村變遷,認為保護理論及措施的變化與村寨景觀形態變化之間呈現中度相關,而村民價值取向的變化與村寨景觀形態變化呈現高度相關性[83].何景明認為旅游并非造成當地傳統文化變遷的主要因素,東道主有融入全球化的"自我決定權",政府在旅游市場形成后應規制與民爭利,并實現政府角色的轉換讓位于社區主導[84].楊正文(2010)以上朗德村為例,展示了上朗德村在發展旅游與文化保護方面多年的探索與經驗[26].楊建春、吳建國(2012)以"經濟-文化人"假設作為民族村寨旅游管理制度研究的邏輯起點,結合貴州朗德上寨分析了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與旅游經濟發展互動的原理和機制[85].

　　3.6村落保護規劃管理

　　進入21世紀后,隨著相關法規的完善,貴州歷史文化村寨的保護工作日漸規范:大部分進入保護層次的村寨建立了村寨文化資源檔案,對各級文物實行掛牌保護;規劃的編制、審查及審批情況更加規范嚴謹;各地制定了地方性保護辦法,使保護工作的管理、執行與地方情況相結合;對國家專項補助資金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完善和文物古跡進行修復.近年來貴州各地州陸續組織了歷史文化名村規劃的編制工作,如鮑屯村、樓上古寨、上朗德村、增沖村等已完成歷史文化名村規劃編制審批工作1).

　　4、結論

　　貴州歷史文化村落在全國范圍內占有較大比例,既往研究已形成建筑學、城鄉規劃、景觀生態學、民族學、社會學、地理學等多學科參與的局面.其中關于少數民族建筑特征、少數民族村落景觀特征以及生態博物館的研究對我國歷史文化村落理論體系的完善有一定意義和價值.相較于國內有關歷史文化村落研究的現狀而言,以貴州作為地域單元背景的村落研究缺乏系統性,成果零散,部分研究領域空白,亟待補充和深入,具體如下:

　　1)防災及市政基礎設施研究尚未起步:貴州省超過73%的面積為喀斯特地貌,是世界上喀斯特最為集中分布的地區.陡峭的山地環境,臨水而居的聚落選址,隱藏著滑坡、泥石流等災害隱患;此外,村落大多數都采用木結構建筑形式,火災一旦引發后果不堪設想.目前,大部分歷史文化村落存在著防災薄弱,市政基礎設施不夠完善的現實處境,而針對貴州特殊地理條件的村落防災及市政設施研究成果幾乎為零.

　　2)資源普查鑒定研究成果尚待充實:在2012年傳統村落普查行動開展期間,貴州歷史村落資源普查鑒定得到極大的充實,但目前尚未體現到研究成果中.

　　3)旅游開發對村落保護的影響反饋研究不足:村落的保護預警系統研究和旅游開發行為的評價反饋機制及環境影響預測等研究尚未起步.

　　4)歷史文化村落近現代空間形態演進、動力機制探討研究有待加強:對貴州歷史村落近現代演進變化,演進模式以及動力機制缺少系統性深入的研究.貴州喀斯特地形地貌及少數民族聚居文化背景具有區別于其它地域的特殊性,加強對其近現代空間形態演進及其規律的研究和動力機制的探討,才能為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依據和指導.

　　5)保護規劃與整治技術存在缺乏整合性的可推廣的應用技術體系研究.

　　6)在歷史文化村鎮保護與開發的制度、規章、地方條例以及公眾參與等方面的研究欠缺,僅有零星成果結合案例對特定村落管理模式進行了跟蹤.

　　7)加強多學科綜合運用的視角,以及參數化技術及3s技術的運用都是在未來研究中尚待加強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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