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言經濟學研究述略論文

　　語言經濟學是一門新興的以跨經濟學和語言學為主，同時涉及多種學科門類的邊緣交叉學科。它主要采用經濟學的理論范式，把經濟學理論和方法應用到語言變量的研究中，同時也研究語言與傳統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等(張衛國2009)。語言經濟學以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去審視語言學，為語言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徑和空間，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使語言學與社會經濟的發展有了更緊密的聯系。隨著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的發展，語言經濟學的重要性正在提升，作為一門學科或一種學術思潮，已經引起了各國學者的重視。

　　本文旨在對語言經濟學在中國的研究成果和現狀進行總結與述評。這將有助于我們了解相關學術動態,汲取以往的研究經驗，促進該學科在我國的成熟與發展。文章回顧了語言經濟學在我國的產生和發展情況，詳細評述了國內語言經濟學研究的成果進展，并對其未來發展進行了展望。

　　—語言經濟學及其在中國的產生和發展概述

　　1.1什么是語言經濟學

　　“語言經濟學”(EconomicsofLanguage)這一概念最早由信息經濟學家JacobMarschak(1965)提出。他在考察語言信號傳遞效率問題時,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語言的生存與發展問題進行了討論，并提出了語言具有的成本、收益、價值和效用的觀點。這篇文章被公認為是語言經濟學的開山之作。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人力資本理論和教育經濟學為Marschak的語言經濟思想提供了理論支持。此后的幾十年間,語言經濟學逐漸成熟并蓬勃發展。

　　關于語言經濟學的內涵和外延，不同學者有著不同的理解。例如，Grin(1996)認為，語言經濟學是指“在對表征語言變量的關系研究中，使用經濟學的概念和工具。它主要(但不是絕對地)側重于經濟變量起作用的那些關系”;而有人則認為，語言經濟學‘‘利用經濟學方法和工具研究語言能力的決定因素和后果”(Chiswick2008:2-3)。盡管語言經濟學的定義存在著分歧，但可以看出，經濟學理論、方法或工具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另一個可觀測的事實是，語言經濟學自產生以來，其研究內容和范疇隨著研究的深入而不斷豐富和發展變化(即從單純地以經濟學的角度研究語言現象和問題，到研究語言與經濟的關系以及由語言產業等引發的經濟現象，比如，語言能力對收入的影響，語言經濟的形成等)，語言經濟學的內涵和外延也不斷擴大。也就是說，我們目前所談的語言經濟學既從經濟學角度研究語言，又立足語言問題研究經濟，這是由它的跨學科性質決定的。因此，語言經濟學可以被理解為‘語言’的‘經濟學’”與“‘語言經濟’的‘學’”二者的總和。這里有一個廣義與狹義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凡是利用經濟學理論、方法及工具來研究語言及其相關問題(比如，研究語言本體問題，或研究語言和言語行為與經濟之間的相關性等)，均可理解為廣義上的語言經濟學研究(張衛國2011)。

　　明確語言經濟學研究中的廣義與狹義，有助于我們理解語言經濟學的研究取向和現狀。目前國際上語言經濟學的研究取向大體表現在:1)語言與經濟關系研究，如語言經濟、語言動態發展(產生、演化、消亡等)、語言規劃的經濟學分析;2)語言結構、語義和語用等語言本體問題的經濟學分析;3)經濟學與語言的關系研究，如經濟學(語言)的修辭等。

　　1.2國內語言經濟學研究的產生與發展

　　與國外的情況相反，中國的語言經濟學研究最早是由語言學界和外語學界發起的。上世紀80年代起，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大潮，國內語言學和外語學者逐步體會和認識到語言與經濟之間的聯系，也展開了有關語言和經濟關系的研究和討論。例如，陳建民、祝畹瑾(1992)較早地論述了語言的市場價值;劉紹忠、廖鳳榮、謝之君(1998)討論了語言的經濟價值及其對語言學習和外語教學的影響及指導意義;高一虹、蘇新春、周雷(1998)從市場經濟的角度考察了語言使用和語言態度等問題。除此之外，何自然(1997:155-161)、陳建民(1999:282-285)等學者也在有關著述中論述或談及‘‘語言與經濟”的問題。但是這些研究與國外語言經濟學研究之間沒有理論淵源關系，自然也就沒有與之接軌。

　　語言經濟學研究在我國真正開端于20世紀末。許其潮(1999a)首次介紹了國外的語言經濟學研究，正式將“語言經濟學”這一概念引入中國，他呼吁更多的語言學家和外語教育工作者加入到“語言與經濟”研究的行列中來，拉開了我國語言經濟學研究的序幕。兩年之后，汪丁丁(2001)利用經濟學方法對語言習得問題進行了演化分析，開啟了國內經濟學界對語言經濟學的關注。隨后的幾年間，關于語言經濟學的論著陸續出現，但無論是來自語言學界，還是經濟學界，它們基本上是從新興學科的角度對國外語言經濟學研究的領域和狀況進行的評介。這種狀況直至2004年以后才有所改觀。

　　盡管語言經濟學研究在我國起步較晚,但它發展很快。特別是在語言經濟學研究機構的建立、專業設置和人才培養上，具有較強的后發優勢。早在2003年，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在全國率先嘗試招收和培養語言經濟學方向的博士生,并且于2004年成立了全國首家專門從事語言經濟學研究的研究所(現擴建為山東大學語言經濟研究中心)，2006年山東大學正式自主設置了國內第一個語言經濟學博士招生專業，現已培養了5名語言經濟學博士畢業生。其中，寧繼鳴(2006)是國內對語言經濟學加以運用的首個實證性研究成果，對中國當前漢語國際推廣及海外孔子學院的建立和發展有較強的現實指導意義;張衛國(2008a)是國內第一篇對語言經濟學理論體系進行詳盡和系統研究的博士論文，該論文建立了一個語言經濟學研究的分析框架,對國內外的語言經濟學研究都有很大的理論參考價值。

　　除此之外，從2005年起批與語言經濟學有關的課題研究相繼獲得部分省市、部委乃至國家社科基金的立項資助,使我國語言經濟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例如,2005年西華師范大學薄守生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語言規劃的區域經濟學、區域政治學分析”、2011年南京大學徐大明主持的國家語委‘‘十二五”科研規劃項目‘‘語言經濟及語言服務發展戰略研究”、2012年山東大學張衛國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項目‘‘我國語言產業及語言經濟發展戰略研究”，等等。這些課題立項對推動我國語言經濟學研究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也極大地調動了學者的積極性，增強了研究人員從事語言經濟學研究的信心。

　　以上一系列情況表明，我國的語言經濟學研究正在穩步推進。我們不否認目前語言經濟學研究在中國尚未形成氣候，但是學界逐步認識到語言經濟學的重要性，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加入到語言經濟學研究中來。特別是兩屆‘‘中國語言經濟學論壇”(2009年、2011年)在山東大學成功舉辦，標志著中國的語言經濟學研究已經從自發走向自覺，開始有組織地進行。二十年來國內語言經濟學研究的主要領域和重要成果

　　2.1學科評介及基礎理論研究

　　理論評介向來是介紹和引進一門新學科初始階段時的基礎工作。中國的語言經濟學研究也不例外。早期發表的有關語言經濟學學科評介的成果主要有許其潮(1999a)和林勇、宋金芳(2004)等。

　　2004年，魯賓斯坦(ArielRubinstein)的《經濟學與語言》一書中文版問世，韋森(2004)隨書發表了書評,對魯賓斯坦關于經濟學與語言相關性的研究及其相關問題作了較為詳細的評介，國內學界對語言與經濟學的關系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一方面些學者繼續理論評介或研究綜述的工作，如袁俏玲(2006)、張衛國、劉國輝、陳屹立(2007)、蔡輝(2009)、張衛國(2011a),等等。另一方面，部分學者開始嘗試關于語言經濟學學科建設等問題的討論，如周端明(2005)、汪徽、胡有順(2007)等。也有一些學者基于語言經濟學現象討論了語言學跨學科研究的發展趨勢，如唐慶華(2009)、王淳(2010)。

　　隨著國內學界對語言經濟學關注程度加大，中國語言經濟學研究的重心逐步從理論評介向獨立的研究思考轉換批較高質量的研究文獻得以涌現。例如，韋森(2004)從哲學和制度的角度對經濟學語言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徐大明(2010)討論了有關語言經濟的七個問題,分析了將經濟學概念應用到語言現象時容易出現的疑問和混亂。這些成果使得國內語言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研究狀況得到改觀。值得一提的是，張衛國(2008b)從人力資本、公共產品和制度的角度對語言經濟學基礎理論及分析框架進行了總結和提煉，概括了目前語言經濟學研究的所有范疇，為語言經濟學紛雜的已有研究搭建了一個理論框架，也為語言經濟學的未來研究找尋了理論基礎。

　　2.2語言政策和規劃的經濟學分析

　　語言政策和規劃的經濟學分析是語言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語言規劃的傳統分析主要立足于語言學理論，往往強調這一領域的概念和基本范疇，在公共政策的宏觀層面上卻遇到了研究瓶頸問題,特別是在語言政策的評價上，方法不足。而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和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可以很好地彌補和改善語言規劃傳統研究的不足，豐富了語言規劃的研究。因此，在語言經濟學理論評介的同時，國內學者們開始嘗試借鑒國外語言經濟學理論，反思中國的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問題。

　　學者們認為，將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納入到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中來,并不是要取代傳統的語言規劃研究，而是將其作為語言規劃研究的一個有力補充(張衛國2011b),可以借鑒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評估我國的語言政策，特別是制定合理的宏觀外語政策(宋金芳、林勇2004),語言規劃本質上是區域規劃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進行區域經濟規劃時，應當也可以把語言規劃考慮在內(薄守生2008),同時要在評估語言政策中把握好國家的干預機制，理清與經濟活動的關系,合理分配資源(張忻2007)。總的來說，上述研究主要在于分析語言經濟學對語言政策及評估的影響，并介紹語言政策經濟學分析及評估的方法和內容。

　　此外，還有一些案例研究。例如祁毓(2011)以2009年教育部調整44個漢字寫法為例，探討作為公共產品的語言在供給調整和相關制度安排的過程中應該注意的若干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呼吁，作為公共產品的語言在供給的調整過程中要充分考慮語言需求方的偏好及意愿，以此形成語言公共品供求的動態均衡。

　　2.3外語教育與教學的經濟學分析

　　我國外語教育與教學由于長期以來面臨著‘‘費時低效”的問題，一直飽受爭議。語言經濟學的引入，為外語教育與教學研究帶來了新思路的同時，也帶來了理論和方法。國內研究人員依據Marschak的語言經濟學觀點，開始嘗試利用經濟學的人力資本理論、理性選擇理論等來分析研究我國的外語教育和教學，涌現出一批基于語言經濟學視角下的外語教育與教學研究。

　　外語教育方面,許其潮(1999b)從語言經濟學的角度觀察和分析我國外語教育的歷史和現狀，評價了國家和地方的外語教育政策;周紅(2000)從語言的經濟價值這一角度闡述了外語教育是一種具有經濟價值的投資,強調語言的經濟價值對我國外語教育改革的指導意義;張忻(2008)提出中國外語教育應該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客觀理性地認識外語學習動機、語言的經濟價值、經濟效益及教育資源配置，以準確把握市場需求，有效開發教師知識資源，提高學生學習能力;莫再樹(2008)分析了語言經濟學視角下商務英語教育研究的基本假設、主要內容、方法與技術路線，旨在為我國商務英語教育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分析框架;徐啟龍(2010)基于語言經濟學的視角分析了外語教育在人力資本構成要素中所起的不可或缺的關鍵作用，揭示該理論對當前外語教育規劃的意義;江桂英(2010)考察了我國英語教育的公共投資和個人投資問題,并進行了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

　　外語教學與教改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王伯浩(2001)分析了我國外語教學對市場經濟的不適應性，認為外語教育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應該有效地利用教育資源，提高人力素質在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力;張善軍(2004)基于語言經濟學理論探討了大學英語課程設置和教改中的若干問題，認為現行的大學英語課程設置難以滿足市場需要，應該及時改革大學英語課程設置，提高教學資源的利用率，以利于培養學生外語綜合實用能力;崔廣瑩(2009)利用語言經濟學理論對體育英語教學進行了分析，希望語言經濟學能為體育英語的研究提供1個全新的視角和分析框架,進一步促進我國體育英語的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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