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視抗擊非典的轉變過程的思考論文

今年以來，非典（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的簡稱。世界衛生組織確定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癥，即SARS）疫情的發生和蔓延，暴露出我國在處置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方面的機制不健全，防治工作在一段時間內有些被動。在很快意識到這一疫情的挑戰性之后，政府迅速果斷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開始由被動應戰轉為主動應戰；由“內外有別”的信息模式轉到“及時、公開、透明”的信息模式；由衛生部門的防疫工作轉到各級政府的“當務之急”、“重中之重”；由內部的方式控制局勢轉到依法運作的機制。如今，中國非典疫情高峰已經過去。我們再來審視抗擊非典危機中的轉變過程，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特別珍惜的。

一、抗擊非典的轉變過程

（一）建立責任體系、官員問責制與部門防疫到政府重中之重的轉變。

非典疫情的發生和蔓延，與一些政府部門和地方官員不盡職責密切相關。也暴露出干部人事制度和責任體系的明顯缺陷。改革開放以來，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職能，一直把經濟增長和確保經濟增長的社會政治穩定當作核心政策目標，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選拔使用考核領導過于看重GDP等政績標準，較少重視對其在公共事務管理、解決公共問題、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能力水平和實際成效的考核。一旦發生傳染病等公共問題，政府和地方官員的本能反應是為了不影響經濟增長、不影響旅游、商務活動，盡量淡化處理。有的甚至將疫情等同于轄區內“重大事故”，惟恐考核被“一票否決”，對疫情隱瞞不報。加上我國已制定的《戒嚴法》、《傳染病防治法》、《防震減災法》等多部緊急狀態法律對緊急狀態下特定責任人肩負的法律責任規定得比較原則，不夠具體，對于這些負責人的責任追究規定得也很籠統，可操作性不強。這種過于抽象、籠統的法律規定對于緊急突發事件中擔負重要職責的特定人群沒有起到很好的約束作用和激勵作用。這種責任體系方面的缺陷和政府部門、地方官員的行為及態度，使得各方面無法及時全面地了解疫情，從而失去了控制非典的最佳時機。

在意識到這些危害之后，黨中央、國務院采取了果斷的措施。建立集中統一，分級負責，任務明晰的責任體系。4月23日，國務院成立了由吳儀副總理為總指揮的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揮部，統一指揮，協調全國非典的防治工作，并加大了對失職官員的責任追究力度。繼張文康、孟學農去職開高官問責制之先例，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全國已有120多名中央和地方官員因防治非典不力而受到撤職或黨政紀處罰。在這種鐵腕手段的高壓下，各級官員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有的以慣用的工作方式，給自己也給他人立下軍令狀，有的甚至將確保零指標與官員職務掛鉤來作為硬指令下達，從而采取了一些具有較強恣意性的、人治化嚴重的緊急對抗手段。

但是，客觀地說，這種首次在突發災害事件中，就同一問題連續地、大范圍地處分失職官員。對于抗擊非典由衛生部門的防疫工作到各級政府和“當務之急”、“重中之重”的轉變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各級組織指揮、職能機構得以高效運作，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得以貫徹落實，為抗擊非典提供了強有力的領導和組織保證。

（二）日報告疫情、零報告制度與信息內外有別到及時公開透明的轉變。

在非典疫情始發階段，政府害怕社會會恐慌，沒有及時發出有關疫情的真實信息，也沒有讓新聞媒體及時報道有關信息，對一個可能導致國際影響的傳染病，也沒有及時向國際組織傳播疫情消息。反而反復強調全國各地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旅行和商務活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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